车浩点评：
“8·12”天津港大爆炸案，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起事故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犯罪单位瑞海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得非法堆放海量危化品的场地，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后提供批示密不可分。近些年一些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出现，背后大多会牵扯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或渎职。
第二，在“8·12”事故的处理中，多个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对于以后类似事故的责任追究具有示范意义。相对于故意的、积极的渎职行为，领导干部在监管责任上的失职，同样要加大问责和惩罚力度。刑法理论上的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的概念，能够为这种追责模式提供支撑。
第三，天津港爆炸案引起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舆论危机。事故发生后，当地主流媒体和有关部门，并没有做到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这不仅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也无助于澄清整个事件中的各种谣言。政府应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引发的重大危机，靠堵靠搁置靠掩盖，还是靠信息公开？这个问题，不会随着天津港事件消失，而是会始终矗立在树立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的前路上。
7、贾敬龙故意杀人案
贾敬龙因村里旧房改造时自家房屋被拆对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怀恨在心，2015年2月19日，在全村春节团拜会现场，用事先购买的射钉枪对着何建华后脑部射击，致何死亡。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贾敬龙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2016年11月15日，贾敬龙被执行死刑。
车浩点评：
在死刑问题上，司法者既要考虑个案是否符合死刑适用标准的“该不该杀”，又要考虑个案适用死刑的社会效果的“要不要杀”。目前理论和实务，并没有形成——不符合“该杀”标准的，就属于“不该杀”——这种非此即彼的明确标准。相反，在“该杀”与“不该杀”之间，存在着大量“可杀可不杀”的情形。对这种情形，往往需要从后果和政策的层面，进一步考虑要不要杀。
在贾敬龙故意杀人案中，牵扯出乡村治理等诸多问题，就如同一道沟渠，将公众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议论和情绪，引流到对个案的关注中。不仅在“该不该杀”的层面上，舆论观点争鸣，而且在“要不要杀”的层面上，贾敬龙死或不死的社会效果和深远影响，也触发了每一个真诚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公民的情感，引发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回应和疏导，这对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重大考验。
最终，最高法院核准了贾敬龙的死刑，贾案尘埃落定，但是，人们对于死刑问题的关注，并不会随之消解。无论是赞成还是批评，公众的议论都是有益的，它们将鞭策最高法院在死刑核准上更加审慎。而构建一个趋向明确的、平之如水的死刑规则体系，让人们在个案中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将是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8、福喜公司食品案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回收和过期的烟熏风味肉饼等食品重新加工包装后销售。2016年2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120万元；10名相关责任人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