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拆迁前后，79.9%的青年消费水平保持稳定，消费水平降低的占3.5%，消费水平提高的占16.6%。部分青年的确因为拆迁带来收入，出现消费水平有所提升的现象，但大部分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在被问及“希望社区青年汇组织什么类型的活动”时，18%受访者表示希望参加投资理财讲座之类的活动。
小黎感受最明显的，就是自己有了“裸辞”的底气。“比如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和家里商量商量，拿一部分钱我自己做点什么，原来没拆迁我肯定不敢想。”
在此前的报道中，“游手好闲”也是“拆二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调查发现，的确有部分青年在拆迁后选择放弃就业，但其中更多是因为生育子女等家庭原因，并非因为“拆迁后有钱了”。
因为父母身体越来越不好，没有人能照顾孩子，小孟和妻子商量后，决定从外企辞职，“退居二线”。“家里基本都靠妻子打拼，拆迁款存在银行，基本不动，将来有一些不可预测的疾病或者意外再用这个钱。”小孟也听说小区里有的青年拿到100万元拆迁款短短几个月就“花没了”，但这只是极个别的案例。
不良行为发生率极低
有时候，小黎挺怀念以前住平房的日子。“那时候邻里关系特好，大家老坐在路边、胡同边聊天，出去上个厕所就跟人家聊会儿。”他说，“现在住楼房，都是自己过自己的了。有些邻居都找不到了。”
小黎有位好朋友，拆迁以后住得并不远，可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更多的朋友，已经“不知道漂哪儿去了”。
调查显示，青年和朋友平均每周相处的时间，从拆迁前的13.45小时，降低到9.84小时。和朋友联系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拆迁后居住距离增加，导致联系困难。在和老街坊的交往变得困难的同时，和新邻居的关系建立也因为缺乏机会、生活习惯不同、交流沟通方式不同等原因，成为一件难事。“也有人根本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拆迁的，是农村的。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关系肯定会有一些嫌隙。”小孟说。
在拆迁带来的变化里，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拆二代”的种种“恶劣行径”。然而，调查表明，在受拆迁影响的新发展社区青年中，不良行为发生比例极低。其中“抽烟喝酒”发生比例最高，表示“经常发生”和“偶尔发生”的合计占25%，而经常出入娱乐场所、赌博、药物滥用的青年，分别只占0.9%、0.9%和0.1%。并且，其中许多并不是因为拆迁才开始的。
调查发现，青年对社区发展变化的适应随着时间变化，从不适应到适应的关键时间大概在两年左右。为了更好地帮助新发展社区青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社区青年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青年的旧有社会关系受到负面影响、新的社会关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社区以及青年汇提供的服务，可以促进青年发展新的社会关系。
调查显示，26.9%的调查对象没有参加过团组织举办的活动，56.9%偶尔参加，经常参加的占16.2%。
作为课题成果，由团海淀区委书记米佳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晓春博士主编的《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研究》日前正式出版，其中提出几点建议：第一，针对新发展社区青年应采取系统的、动态的、发展性的新视角来看待。第二，针对青年社会资产不足的状态，应采取资本为本的社区发展服务策略。第三，可以采用个人发展计划、历奇为本辅导（注：即在辅导人员带领下，让青少年在没有经历过的情境中完成新奇、惊险的任务）等创新服务手法服务新发展社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