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前一个多月给五六十个亲友挨个打电话通知，用一部十几年前流行的翻盖手机，外壳磨得乌溜溜的。他把手机凑到左眼前，眯着眼，从窄小昏暗的屏幕上挨个翻找。
他电话邀请的五六十个亲属里，没有一位支持者。连跟他最亲的二哥张德条都拒绝到场：“国家领导人、大老板那么有钱也不这么办！”
他希望弟弟能用这些钱给自己做点实在的，比如“吃好点、穿好点”。
二哥最终还是帮忙在灵棚里招呼客人，只不过没去坟地。
在二哥眼里，张德样这一辈子受了“老多的罪”。他自小体弱，父母早早病故之后，兄妹5人相依为命，时常吃不饱饭。
当张德样在残疾、失祜和贫困的裹挟下磕磕绊绊走到23岁时，磨难又降临了。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3年农历五月初三，他帮堂哥盖屋时被一根棍子戳中右眼。“老人不在了，没人给操心。”他耽搁了几天才去医院，右眼废了。如今，他右眼窝凹陷，眼袋兜着，翻出一点眼白。
为了谋生，他外出做过数不清的活计，1998年又回到家乡，靠收破烂度日，吃尽了苦头。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他在打工的养牛场里被电到，老板用汤匙的硬把儿把他的嘴撬开，实施了人工呼吸。
很多事情他都没跟亲戚们说。“说那个干什么？”他有点排斥回忆那些年月，建议到访的记者这样写，“一晃14年过去了”。
接下来收破烂攒下六七万元积蓄的人生，他也概括为，“十四五年又过去了”。
姐姐张德梅打了好几次电话劝他。“挣到那些钱不容易啊。”拥有5个子女、儿孙绕膝的她不明白张德样是咋想的。她劝弟弟：“你眼也不好，腿也不好，要是别弄这事，留着钱以后买点啥吃，多好。”
然而，没有人能说得动张德样。“他这个人就是自己拿主意，怎么想的就怎么办，谁也拿他没办法。”张德条说。
那场“葬礼”，村民们去了不少，甚至别村的人也有人去，有的是去捧场，有的就是纯看热闹。
下地干活儿的时候，张德条听到大家议论，“这不是活浪费吗”“真是乱了套了”，声音飘来，他只有叹一口气。
轰动与冷清
在张德样看来，花1.6万元换来这样一场出殡，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他说，等到死后闭上了眼，谁给自己磕头都不知道，不如活着的时候穿上寿衣出个殡，还能“享受一下”。
如他所愿，出活殡那天“非常轰动”，他夸张地形容十里八乡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原本预计能收到七八千元的“人情钱”，只收到3430元，他有一点失望，也有一点满足。
“有钱要会花。”他有点得意地说，“就算是有10个儿子的人，如果儿子不在身边，那不还是一个人吃饭吗？有四海为家的人们来陪我。我一分钱没有我也高兴。”
一天之内出了活殡、配了阴婚、过了六六大寿，他觉得这事“可了不起了”。
就连当天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也跻身让他感到幸福的事情之列。
总而言之，这钱，他花得一点也不心疼。
他所拥有的极少的电器——一部视频播放机里，几个月来时常播放的是他的“葬礼”场面。
无论在敬老院昏暗的房间里，还是在少人问津的医院病床上，张德样随时捧着播放机，重温那个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发出“嘿嘿嘿”的笑声。
那是他前年花了100多块钱买的，在敬老院平静得一眼望到头的日子里，他有时靠它听戏曲和评书解闷。
这次出活殡，张德样的心里也惦着一个检测的功能。“不出活殡，我怎么知道亲戚对我是啥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