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的王林起仅花了半年时间就融入了新的生活。王家从沈阳搬至北平，王林起在三年级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少年王林起曾和少先队员们一起涌入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观礼，他们奔向金水桥，伴着无数放飞的气球挥动双臂，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致敬，他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
此后，王林起在升入北京十二中高中部后不久，因体恤养父母维生之艰辛，选择了退学。恰逢1958年大跃进的厂矿招工热潮，他进入北京汽轮机厂操作磨床，一直工作至退休。“文革”期间，除去养母被单位“造反派”贴了一张《为什么收养日本孩子？》的大字报之外，身为日本遗孤的他并未受难，反被厂里的造反派、保守派争抢。王林起选择了后者，随时等待毛主席发表的最高指示，有消息立刻写大标语或放鞭炮表示庆贺。
王林起曾经被送到中央美术学院学画毛主席像。学成后，王林起为工厂画下众多大幅的毛主席像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画，他因为这个才能，而被工厂重用。
留在中国的王林起，此后大半生在画毛主席。
●寻亲
只因养父的一句话
在收养家庭的日子久了，王林起几乎把日语忘干净了。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知道他战争遗孤身份的朋友也会问起他的归宿，而他总以童年记忆线索早已不清，要赡养中国养父母为由，干脆地说，不回！
让王林起改变想法的是养父生前的一句话“我挺想到你老家去看看，可说不定去不了了”。1951年，养父曾经带着17岁的王林起回到自己在河北景县的老家。王林起记得村庄的形状与日本老家相似，东西长，南北窄。他循着模糊的记忆，用中文给故乡和田村的村长写了一封信。
“宏一给我写过信，只要他活着，会来信的”。隔水相望，曾送给宏一那顶帽子的外祖父多年前这样和家人叮嘱。这或许已经为后来的认亲埋下伏笔，两年后，两两相望的亲人准备妥善，王林起踏上了回日探亲的飞机，也就有了睡上故乡榻榻米的那一夜。
这时的日本已经渐渐走出了战败对经济的影响，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鼎盛期。王林起在日本受到照顾并有公司以高薪挽留，但他还是选择“回来”。30多年后，80岁的老人回忆当时的选择时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的区别吧”。此后，王林起多次回到日本探亲。
●尾声
日本政府厚生省于1975年3月12日正式开始调查“遗华孤儿”群体，并在经济补偿与探亲活动诸方面给予遗华孤儿以利好政策。从1981年起，王林起持续以中文信向日本厚生省申请，日方应对遗华孤儿的养父母表示谢意。至2010年，养母贾凤朝终于接到时任大使丹羽宇一郎先生亲手赠予的感谢信。
迟到许久，加之王林起数年所见日本右倾政客在钓鱼岛、修改宪法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行为”，王林起心中的遗憾大于安慰。老人说，在中国，他作为一个幸运的“另类”，当尽一己之力祈望和平。
■ 阅读手记
这不仅仅是个日本遗孤的故事，也是一位80岁老人的日常生活史。本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读这本“日本遗孤”写的书，但读着读着，我反倒忘记了他是个日本遗孤。更多地，我看到他丰满的日常生活，鲜活至让人惊讶的细致记忆。
老人喜欢吃水饺。当年，开拓团的日本村子和东北本地屯子的距离并不远，宏一家雇佣了一位中国农民帮工。年节时，雇工送来一坛裹在大衣中的水饺。宏一被中国人收养后，学会了做水饺。他的配方是各占三分之一的猪肉、鲜虾肉和白菜，再加点韭菜做馅，用手挤出水饺。探亲时，他热情地做给日本亲友吃。
在讨论“中”、“日”时，很多从普通受难人日常生活中抽象出的词语被抛在了空中，愈发轻浮，随取随用，易被煽动。它们很少再度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落实根基。就像开拓团村子与东北屯子的那段路上，抱着一坛水饺在冬夜走路的中国农民的身影，仅在个体的生命经验中存留。
老人平实的自述，是一种温和的发声。他让有关这段历史的整体叙事更为完整、多元，并让那些从无数两国普通民众生命经验中抽离出的大是大非，踏实地回归到一个个体的生命中。在清明而质朴的自觉之外，这份80岁老人的亲述还在平和地表征着个体的庄严。
新京报特约撰文/孔雪（部分内容由《我在中国75年》改写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