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当年12月13日，“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被十几个彪形大汉堵着要求“谈谈”，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司空见惯。
“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王海说，为了保护自己，他有一些“规矩”。“比如一些水果摊、小商店缺斤短两，我会提醒他们，但不会真‘打’。”王海说，“‘兔子急了会咬人’。”
除了在公众面前永远不肯摘下的墨镜外，王海还用“大众脸”、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
而当发生“职业打假人”因打假受伤、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况时，其他打假人会采取各种“声援”行动来“抱团取暖”。
除了要面对造假人的威胁外，“职业打假人”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关系。“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不作为，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王海说，这样的官司每个“职业打假人”都打过。
“收钱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在与企业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企业不改，会一拨一拨来打假，企业承受不住自然会改。”王海说。打假人认为，打假人群体的监督和企业“花钱买平安”后的自律行为可以保证打假的效果。
在“职业打假人”周围，还伴生有“线人”群体，他们有可能是问题企业的员工，也有可能是同业者、竞争对手，在获得赔偿后，打假人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与“线人”分享赔偿金。
是非：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元，交税200多万元。”刘殿林说。凭借对法律的钻研以及聪明的头脑，20年后当年的一部分“老炮儿”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受到追捧。
但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随着更多良莠不齐的人投身这个行当，这些不光彩的东西被愈加放大。
一些“职业打假人”被问题企业收买，收了“保护费”后，任由企业继续生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打假人用造假的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
杨连弟曾目睹过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维权”：“几个人在超市里说货架上的果冻有过期的，连钱都没交就要求超市赔偿五千元钱物权还没有发生转移，相当于用超市的东西向超市索赔。”
如果让王海的公司帮助打假，起步价是30万元这是针对企业的价格，他坦承“‘职业打假人’打假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打假人可以自己选择向问题企业索赔后不向有关部门举报、不向消费者或媒体等第三方披露。”王海说，“正义是有限度的”。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毫不掩饰对这个群体的支持。“不管是不是为了赚钱，打假都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这才是‘消法’立法初衷。法律就要通过经济杠杆的力量动员消费者。”河山认为，在开启民智、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净化市场等方面，“职业打假人”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折射出有关部门在这些领域存在的不足。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像杨连弟那样购买过期糕点、“知假买假”的行为得到了明确的支持。
在汇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苗运平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职业打假人”维权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在以众多不特定多数消费者权益作为交换，“只能说这是维护了特定人的‘职业打假人’群体的利益，商家和少数的‘职业打假人’联合起来等于是欺骗了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把真相掩盖了”。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违法经营者对“职业打假人”的赔偿是他的违法成本，从长远看，这个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维权渠道更便捷、维权的成本更低，或者有一个组织或机构可以帮助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邱宝昌说。
“职业打假人”则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充分履职，而不是让打假人承担更多的打假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