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成为一个行业。现年42岁的职业打假人王海有四个打假公司，他透露，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有1000万。今年王海打算加大投资，买1000万假货，王海称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并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3月23日《新京报》）
打假和正义无关，王海说的是一个大实话。对此，不必苛以道德的大棒，正义是不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正义是法治兜底社会的责任所在，如果法治没有解决的问题，奢望公民去维护，毫无疑问是南辕北辙。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成为一类社会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尤其是新消法生效后，假货索赔从“假一赔三”提高到“假一赔十”，赋予了消费者更充足用的司法筹码，使得职业打假能够获取更大的索赔利益。
虽然，职业打假的目的与消费者维权的目的不尽一致，但是他们通过购假参与诉讼，行为的前提事实上是建立在消费关系的基础上，所运用的法律依据与诉讼程序与普通的消费维权是一样的，换言之，维权用的都是标配的“制式武器”。尽管从职业打假人打假案件诉讼的结果来看，无一例外都是庭外和解达成赔偿协议，以撤诉而告终。但是这没有违背民事赔偿的诉讼程序，商家利益的妥协是迅速中止影响扩大，实现损失的最小化。这些是利益契合的结果，与司法无关。
同样的维权“制式武器”，为什么职业打假人能用，普通的消费者就不能用？显然，职业打假人，值钱的是“职业”二字。职业，通俗地说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职业打假人除了通晓法律与诉讼程序之外，对产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漏洞了解具有专业水准，对假货的认定与证据的采信也相当娴熟，许多的职业打假人调动打假的司法资源驾轻就熟。
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就是司法资源对于权益人来说存在壁垒，门槛高成本贵。维权“追鸡杀牛”，不足以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职业打假人的红火根源是普通公民参与法治途径与渠道的缺乏，导致权益制衡的“体外循环”。
很重要一点，消费者维权的公益组织培育滞后，消费维权公益诉讼法规配套欠缺，消费者便没有抱团依赖和代理维权的低成本通道。事实上，职业打假人的那一套消费维权公益组织也能做到。换言之，我们缺少了可以“招安”王海们的制度。一样的维权流程，代理维权索赔分成，其实只差一个“法律牌照”，如果法律给予一个正当的名分，职业打假人又如何选择生存在法律与道德的模糊地带呢？关键是如何司法资源向这个方面配置，这也是法治建议的题中之义。（木须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