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入分析了共治模式中环境参与三方的身份、行为方式：政府“利益”在于，通过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政务事件公开和“抽象”的电子政府形象来降低交易费用约束和竞争约束，尽可能维持大局稳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承担管理创新的成本，更有“搭便车”的现象；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散沙状”公众，更难以将强烈的环境需求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
如何破解这一难局？曹凤中建议，应将以往不被体制重视的民间环保组织建设成为平衡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的不可或缺力量。为数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既能弥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足，又与公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引导他们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建设，鼓励他们参与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同时，可吸收环境相关领域专家加入环保组织，鼓励其参与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本报记者 瞿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