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在美国参加世界同性恋运动会。
生活若无保障不会选择公开
“如果没有公益组织的工作作为保障线，我确实不会勇敢站出来。这条保障线可以确保自己不会因为曝光而无法生存。”刘石对“北京时间”（ID：btime007）坦言。
“一些人公开身份后最终却没能承受住后果。”他解释，身后没有保障，公开后遭受到的压力和歧视是一个人处理不了的，站出来也显得单一无力。
2005年，一段名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视频向公众揭示了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视频中，北京某一大学学生大玮选择完全暴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患病史，希望获得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刘石说，事后学校很快便找到了他，建议他休学一年。一年后，以跟不上课程为由，建议他退学。
所以，艾滋人群在生活中只能“躲躲藏藏”。
刘石的一个朋友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一天室友偶然间看到了他的药瓶，便“很关心地”问了很多问题。之后，委婉地表达了要他离开的意思。迫于压力，朋友不得不卷铺盖卷走人。
有了“保障”的刘石也并非无坚不摧，无所顾忌。
“如果室友知道了有可能会把我赶出去。”刘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敢过于坦白，他表示自己也没有主动跟房东说过自己的病情。
让他更不安的仍然是父母的反应，首次公开身份后，刘石和父母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平静。
2014年，刘石参加了在美国克利夫兰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在18-24岁男子组年龄50米蛙泳比赛摘得银牌。消息很快被家人知道了。
“妈妈知道我参加运动会后表达了不满，她觉得我过分的曝光会引来更多的指责。妈妈还说，‘你能不能为我们想想’。”刘石觉得母亲一直望子成龙，但自己得了病，身份又曝光了，妈妈这样的希望应该没有以前那样强烈。不过刘石认为，在母亲的内心深处至少有一块柔软的地方还是认可他的，“至少她会为我现在做的事情骄傲吧”。
公开身份不是为了出名
“我去看病，医生建议我住院。但当我和医生说明自己感染HIV的时候，这个省级医院的医生连忙说，‘不用住了，回家吧’。”刘石的遭遇更加坚定了他为艾滋群体发声的决心。
“在全国能够完全公开身份的人，一只手就能数完。”刘石略带自豪的伸出手比划着，但他高调的宣传方式也引来“炒作”的质疑声。
“这些事情不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炒作’，而是一种为群体的‘呐喊’。”刘石认为，“既然选择站出来了，就有义务向大家宣传艾滋的常识，消除公众对它的误解。”
刘石记得有次在出租车上和司机谈起了艾滋病的话题，“共用马桶圈都会得艾滋病”，司机的回复着实让他一惊。
“这样群体的人很多，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无知。给他们宣传正确的理念，改变原有的想法，倡导平权，这是我一直也是未来要做的。”刘石笃定地说。
除了无知和误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心态下的过分恐惧是导致歧视的根本原因。
此前，上海有一档节目打算安排红丝带小学的学生去一般学校体验生活，和没有感染HIV病毒的孩子一起上课。然而却得到了这所学校几乎所有家长的反对。家长说我们也不想歧视，但这些艾滋孩子如果出现，我们的孩子就请假。
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医务工作者对艾滋病人的“区别对待”，“这可能代表了一个更为严重的体制问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中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职场和学校这两类场所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现象最严重，而医疗机构对感染者也存在着较高的歧视态度。
2012年11月，因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天津25岁的肿瘤患者小峰（化名）在求医时屡次遭拒。在转入第三所医院时，小峰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最终手术顺利进行。
不少网友斥责小峰隐瞒病情，但刘石觉得，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些不妥，但小峰终归得到了治疗，延长了生命。“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生活权需要得到保证。”
“希望有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无论匿名与否——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让更多人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刘石称，他希望公众明白一件事——艾滋人群和正常人是没有差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