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家提出的新证言，被告方广安区综治办代理人刘斌称，广安区政法委、纪委等相关部门事后也对上述几位村民进行了询问，但对方的说法却是：当天并没有听到柏某某说“黄磊是去救人被淹”。
新情况
被告方：原告方曾给三作证村民每人300元
庭审上，被告方代理人刘斌还表示，关于原告方提交给法庭的村民证言，并不符合规定。
刘斌称，根据广安区政法委、纪委等相关部门事后的走访调查得知，原告方及其代理人当天实地调查取证时，曾找到3名参与打捞尸体的村民，在未表明自己身份的前提下，称为了给死者（黄磊）的父母办养老金，希望对方能证明黄磊的溺亡经过，“当时是一份他们（原告方）写好了的文字，让他们（村民）签字盖手印，至于写的内容，他们也记不清楚了。”刘斌称，事后，原告方还给了3名打捞人员每人300元报酬。
不过，原告代理人何定全解释，当天取证时确实给了几位村民一定的报酬，但原因是因为取证耽误了几位村民的时间，而给报酬也是在取证完毕之后，并不违规违法。至于“取证谎称为黄磊父母办养老金的说法，那是被告方编造的”。
被告方
“他的行为不符合见义勇为评定标准”
庭审上，刘斌表示，黄磊当天即使是救人溺亡，其行为也不符合见义勇为的评定标准。
刘斌称，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以及《广安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办法》相关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结合本案来看，柏某某、黄磊已17岁，相约去同学家玩耍，12岁的刘福万要求跟随，柏、黄二人没有拒绝。三人同骑一辆摩托车出发，事实上形成了两个17岁的大孩子带一个小孩子的情况，在刘福万提出去水边玩耍时，柏、黄二人也没有反对，这些要素，在法律上构成在先性行为。当12岁的刘福万在水边遇险，在柏、黄二人存在在先性行为的前提下，对刘福万有救助义务。“柏、黄二人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带刘福万同行这一在先行为客观存在，他们对刘福万都有照顾看管救助的义务，无论这一义务是法定的、约定的或者道义的，他们都有救人的特定义务。”
被告方还表示，当初广安区公安分局提交给区综治办的《关于建议确认黄磊见义勇为行为的申报材料》，这只是给广安区综治办的一个建议，综治办会根据所有材料做一个综合判断分析后，形成一个建议后再报送区政府，是否评定为见义勇为最终由区政府做决定，广安区公安分局的“材料”只是一个建议，并非最后结论，这并不代表黄磊的行为就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
昨日，法院并未当庭宣判。
少年父亲
数年奔走只为给儿子争一个“该得的名誉”
黄利强是乡村医生，曾德莲在家务农，原本幸福和谐的三口之家，因儿子黄磊之死，打破了一切。
昨日庭审结束，黄利强心里并未觉得轻松。数年奔走，他仍心存疑惑，为何诸多证据证实儿子是救人溺亡，但就是不能申报为见义勇为呢？“他是家里的独子，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给儿子一个名誉。”黄利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给儿子争一个“该得的名誉”。
成都商报记者王超摄影报道
(成都商报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