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面事实列举详备之后，作者进一步论证了这些或可被视作巧合的“相似”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杭州讲学，奠定了杭州教育的基础，而马云毕业的杭州师范大学，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的养正书塾，“也就是说,马云所受的教育,与明清时期的杭州书院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由此推论，“在马云的骨髓里有王阳明的DNA,马云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阳明基因转换和重组的结果。”诚然，马云所受到的教育，以及杭州乃至中国文科生所受到的教育，未必与王阳明完全无关，但是作者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王阳明对马云个人有普遍意义之上的特殊影响，因此似乎并不能推导出马云的成功与王阳明的影响之间的关联。
在第二部分，“王马”之比较中，作者一开始就接连抛出一连串惊世骇俗的观点：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是真正把人的“善端”“良知”发掘、呈现出来的科技杠杆。网络“终端”的概念与孟子的“善端”概念或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可进行互证。互联网电商“随时随地”的特性与王阳明所认同的“随处体认”的宗旨可相互联通。
再一次，作者贴心地体察到了读者难以置信的心情，特意在注释中说明：尽管“终端”是物理概念,“善端”“良知”是伦理概念,但两者在独立性、主体性、本根性这三个层面上,则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尽管“随时随地”是一种电商营销模式,“随处体认”是一种道德实践过程,但在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以人为终极目标上,两者却具有相似性。然而，对于如此非同寻常、闻所未闻地跨界比较，作者在说明中也只是粗暴地给出结论，“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具有相似性”，并无论据或论证过程，似乎并不能让人信服。
“王马”比较的第一层次是“主体意识之比较”。在作者看来，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阳明心学和互联网时代的共同之处。于是，作者开始分析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一是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和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网络时代，人力资本变得更加重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互联网思维”, 那就是“人力资本主义” ( Human Capitalism) 。这一论断和其中夹杂的英文概念再一次叫人摸不着头脑，因为没有注释，所以无法了解是作者自己的体悟，抑或对西方理论的借用。
第二层次“思维方式之比较”中，作者慷慨激昂地指出：原本必须依靠自律的道德自觉，如今再互联网的世界里，在各种高科技手段的辅助监督下，居然逐渐成了现实！至于互联网世界里何种高科技手段如何将道德自觉变成现实，作者也没有说明。再有：如果我们可以把王阳明的思维方式概况为心物合一、知行合一、圣凡合一的话,那么互联网的营销模式就是王阳明“心物合一”的最好诠释,阿里巴巴的事业拓展就是“知行合一”的最好解读,马云团队的合伙人制度就是“圣凡合一”的最好实践。（概况应为概括）且不论对王阳明思维方式的归纳是否准确恰当，把深奥的哲学概念简单地与商业模式对应起来，恐怕难避生搬硬套之嫌。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该文的注释条目很多都是在自我说明，对于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内容很少注明出处。关于马云的内容笼统说明为“皆来源于互联网”“马云语录来源于彭征、高贺编著的《马云精彩语录》”，而在谈及王阳明生平事迹或引用其理论时，仅有一处注明了出处为钱明所编《王阳明全集》，显然不符合学术论文撰写规范。此外，仅仅在本文引用的极为有限的文本中就出现了5处明显错误，比例之高也令人瞠目。并且，该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日本阳明学的特质与问题”也没有任何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