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瞳孔早就扩散了。”医生说。
7日上午，咏梅的小姨其其格参加了法医的尸检。死去的红梅躺在冰冷的铁质床板上，其其格看到红梅胸口有两大片圆形淤青，耳朵后大片乌青，口腔里的肉已经溃烂：“法医翻开她的头皮，说里面有淤血，量还不少。一、二、三、四、五、六、七，法医数她断掉的肋骨。”
直到4月19日，红梅的家属仍苦苦等待着尸检报告。家属希望能早日把红梅的尸身安然下葬。办案民警对红梅家属说，因为她受伤较多，因此法医鉴定结果可能还需要等20天到一个月。
小妹离开后，咏梅每天早晨都会给她烧纸，“总感觉这都是个梦。”
生前向朋友诉苦“活着真没意思”
红梅所获得的部分证书。
4月1日是红梅40岁的生日，姐姐咏梅特意通过微信用蒙语给她唱了生日快乐歌，红梅用蒙语回复了“谢谢”。
红梅从小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曾是杭锦旗蒙古族小学的语文老师，父亲曾是杭锦旗蒙古族中学的副校长，父母从未放松过对红梅的学习和思想上的教育。
后来，红梅成了杭锦旗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中心的一名女记者。她身高一米七三，是杭锦广电里身高最高的记者。
让同事小蓉印象最深刻的，是红梅对新闻的热情。只要有采访任务，年轻记者不愿意去，她二话不说拿起机器就去了。杭锦广电的业务榜单上，还常常能看到红梅的名字。
同事大多亲切地叫她“红梅姐”。
红梅出事当天，震惊、悲痛笼罩着杭锦广电新闻部。和红梅共事十几年的柳女士当天因为悲伤过度动了胎气：“他们说红梅走了，我说去哪儿了，他们说在殡仪馆。我不相信，觉得她明天还能来和我说话。”
“她常常给我们洗脚、做饭。结婚之后，金柱对家里不管不顾，她还要照顾得了脑梗的公公。”红梅的母亲哽咽了，没有再讲下去。
买菜、做饭，家里的大小家务都是红梅一个人在操持。离红梅家不远的菜市场有个梁老板，他认识金柱十多年了：“都是红梅和她母亲来买菜，做了饭还送去给公公。金柱从来不管小雅和老爹，每天喝酒，打完麻将就来喝酒。”
红梅曾对自己的同事小梁说，她很累，“就像拉扯两个小孩似的。”
事发前一天晚上，红梅在吃饭时最后一次向朋友奇女士诉苦：“活着真没意思，好累。”
酗酒赌博的丈夫
金柱今年42岁，在杭锦旗安监局工作。
蔬果店梁老板说，金柱不太爱笑，爱打麻将，爱喝酒。但他酒品不好，没人愿意和他喝酒：“这个人心眼太小，喝完酒就骂骂咧咧的，不地道。他经常‘捣鬼’骗红梅。今年3月他在我店里，接到了红梅的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说他还在下乡没回来。”
红梅的朋友卫女士对金柱印象不好，她说，金柱赌博经常输，还欠了一屁股债，让红梅给她还。
红梅两个二十几年的好友回忆，金柱“小心眼”，总怀疑红梅对他不忠。和红梅聚会时，常常能接到金柱打来的质问电话。后来，因为担心给红梅带来麻烦，朋友叫她聚会的次数越来越少。
2014年元旦，红梅儿子读书的小学举行团拜活动，一群学生家长在饭店聚会。红梅的朋友卫女士说，当时红梅高兴就喝了点酒，家长送她回到家。还没进门，金柱就扇了红梅两个耳光。不得已，家长又把红梅送到她娘家。
金柱的工作表现也并不令人满意。安监局刘局长说，单位对于金柱的业务要求一直很严格，对金柱在工作中的不认真现象进行过严格的教育，去年还想把他返退给人事局进行重新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