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及原因，八年级班主任徐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反问道：“制售地沟油和倒卖销赃车的父母能生养出什么像样的孩子？”毕竟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农民工是极少数，但这样的荒谬逻辑推理在其嘴里竟然言之凿凿：低素质是代际传递和家庭教育的结果，在强大的先天和家庭因素面前，学校教育对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无能为力。
受学生素质低判断的影响，师生关系也非常紧张：教师辱骂在课堂上低头化妆的女学生，甚至称几个站在校门口说笑的女生像站街女。这些侮辱性言语当然会引起学生的不满，她们找到陆校长，希望他能迫使教师们道歉，却往往几经推诿后不了了之。
事实上，除了个别支教老师，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也来自农村，他们拿着每月1200元左右的微薄工资，不得不经常打零工或跳槽到其他待遇较好的学校；他们跟农民工一样，在北京艰难维持，并承受着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
然而，在打工子弟学校，有着同样出身的教师和农民工家长却被“素质”评价分割为两个群体，前者痛斥后者的低素质是流动青少年学业失败的直接原因。
虽然师生之间的争吵时有发生，但是激烈的肢体冲突其实并不多见。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目睹了一名七年级学生殴打教师的极端事件。由于周老师点名斥责他不交30元校服钱，这位学生愤怒地将其打倒在地。当陆校长闻声赶到时，周老师捂着腹部、痛得无法坐起。陆校长呵斥道：“你再不停手，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学生停了下来，一脚踢倒了身边的桌子，然后向校门外冲去，一边走一边喊：“就知道挣钱，学校不像学校、老师不像老师。谁爱待谁待，我不念了！”
“低素质”是代际传递的？
流动青少年深知教师们对自己的贬低和歧视源于“素质评价”，但他们对此往往缺乏反思，反而习以为常地用此评价身边的人。学生们时常感叹自己居住的“大杂院”脏乱不堪，居民素质太差，垃圾遍地，酷暑时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作呕。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与临近的高档住宅区有天壤之别，甚至连农村老家也比不上。
学生们因而认为“大杂院”居民的素质是最差的，既不如城市人，也不如农村人。他们对流动人口的素质评价与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完全一致。而当笔者追问他们是否也会乱丢垃圾时，大部分学生不假思索地说他们只是偶尔会那样做。
学生们同样认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也是“素质低”的，他们愿意接受教师的教导，但无法忍受歧视性言语。为了反抗教师权威、抗拒枯燥无趣的学校生活，学生们在课堂上无所事事、说笑打闹，还经常与教师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学生顶撞和辱骂教师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但同时，大多数学生也表示非常理解教师的处境，他们知道教师们工资低、工作负担重，遭受着学校的“剥削”；也有学生认为，教师包庇他们作弊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强烈地表达着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失望、沮丧和憎恶；同时，排斥性的教育政策也使他们认识到，即便学业上努力投入也只能换来昏暗的前景。很多八年级学生向笔者承认，他们已经彻底放弃学业了，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即便回到农村也考不上高中，也因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已经放弃了他们，进入城市中的职校似乎是眼下最明朗的道路。
尽管如此，八年级学生的旷课率极低。他们到绿树学校上学的最大动力是跟相熟的朋友们在一起，在多角恋爱和小帮派争斗中度过学校时光。男生们是扰乱课堂纪律、反抗教师权威的主力军，他们不但公然拒绝抄写任务、顶撞辱骂老师，还会在教室里打扑克、抽烟，甚至烧课本取乐。上课时，他们也会趁老师不注意时，从教室的后门溜到操场上去打球。有些老师即使看到也会置之不理，个别年轻教师甚至会跟学生一起打球。七年级的宋老师经常跟溜出来的学生打乒乓球，他说：“反正他们以后也得干重体力活，锻炼锻炼身体挺好的。”女生们大多会更听老师的话，也更倾向于完成老师布置的抄写任务，但她们都是机械地抄写，达不到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