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他已很久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这家几天，那家几天。”张明没有停止和人发生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张明自觉最亏欠父母，但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妈的孩子原先啥样就是啥样，只会变好，不会变坏。”此前的张明努力上进听话，是老师和家长常夸赞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给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留些积蓄，算是对父母尽孝。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介绍，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中可以发现，14-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检测已不算稀奇。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张彤表示，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平均一年检测量在10000人次左右，其中不少人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前来检测。“前来检测的人群中，主要是男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伴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人群，其中男男同性恋者占据多数。”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告诉新京报记者，截至今年10月，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量预计超过百人省份的有15个，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为5个。“相比其他人群，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有几千人。”
艾滋阴影下的隐匿生活
自2003年起，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策略，基本实现了对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接受健康状况管理以及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受访者当中大多数感染者仍选择隐匿生活中每一个有关艾滋病的细节。
读研后，有天李维和同学聊天时提起艾滋病。“有人说得了艾滋病很快就会死，每个人都是谈艾色变的表情，”李维想站起来反驳，但害怕被发现，“我现在是感染者，不敢去纠正。”
每次去地坛医院拿完药后，李维总是把药盒扔在医院垃圾桶里。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李维曾看到有病友将药片换到事先准备好的药瓶里。
“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别说把药瓶扔了，药丸上的字母都可能会有人搜索，”李维为以防万一，将药单独锁在专门的抽屉里。
按照抗艾治疗疗程，一旦吃药，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险性极高。李维专门带了一只智能手环，每到十点准时震一下。服药时，李维会关上门。偶尔有同学碰到，他会心虚地表示“在吃助眠药物”。
在校艾滋病感染者不得不用谎言来守护内心的秘密。
小张在中部某省一大学读书。按照要求，他需要每隔一段时间体检一次，但学校所在城市体检仍需收取一定费用，而北京则全部免费。
为了省钱，小张选择来北京体检。“给辅导员请假，撒谎说有肝病，需要去检查，”小张也给手机设置了闹铃，每到点，赶紧偷偷把药吃了——药盒和药瓶已在北京扔了。
小张努力融入集体，若无其事地和同学一起吃饭、打《英雄联盟》、上晚自习，但仍如惊弓之鸟。一次，听说学校要体检，小张脱口而出：“会不会抽血？”而在记者采访时，小张也一再向记者打听：“姐姐，你上大学时体检有没有抽血？”
小张不敢想象被发现后的生活，“我不想被当作‘另类’”。
就业歧视下感染者不敢读研
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地坛医院团委工作人员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