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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受20年虐待将丈夫掐死 151名村民联名求情(图)(5)

2015-10-14 06:58:57    中国青年报  参与评论()人

合江县妇联主任鄢录珍介绍,去年一年,主动到妇联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女性有60多名,而2014年,合江县的妇女总数是43万。像妇联这样的组织,很难发现和统计家暴的发生情况,因为不少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像许林芳一样,不知道“家暴”问题该如何解决,她们的词典里甚至没有“家暴”二字。

2015年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被提出的20周年,合江县妇联着重加强了对男女平等意识和家庭暴力问题的宣传。他们在全县的各镇、村,设置了40多块宣传展板。但对于许林芳来说,这种宣传无济于事,反正她看不懂。甚至“妇联”这个组织,许林芳也是在杀夫后才知道的。

“农村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觉得家庭矛盾很正常,没有出人命就很正常。”鄢录珍说。

4在多年的压抑后,从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许林芳终于在2014年12月26日凌晨爆发。

一个半月前,周德军跑摩的时翻车摔到了田里,断了一根肋骨,所以他那段时间在家休养,不能挣钱,还欠了一堆医药费。

吃完晚饭后,周德军难得的并没有喝酒,而是守着几个小孩写作业。大概8点多,大儿子从镇上打工回来,周德军忍不住,又去附近小卖部打了2斤酒。

许林芳做完了自己的活:洗碗、洗衣服、扫地、喂猪。还给周德军熬了一碗油渣下酒吃。不到11点,她就和小女儿一起睡下了。

但喝了酒的周德军睡不着,开始满屋转悠。他收掉了大儿子的手机,让他赶快睡。然后又来到许林芳和小女儿的卧室。

起初,辱骂的内容是周德军平日酒醉后的那番妄想,指责许林芳生活不检点。这会儿,睡在隔壁的大儿子还醒着,但他懒得去看一眼。

他一边念叨,一边用拳头打许林芳的头,许林芳就用被子把头蒙起来。持续不断的响动中,四个孩子都睡着了,他们的“摇篮曲”常常是这种打骂声。

半夜1点多的时候,周德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要求,许林芳事后回忆,这是她最想不通,也最生气的地方。在被拒绝后,周德军气急败坏,他一边叫嚷“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边用拳头锤打许林芳的头。

一瞬间,许林芳气急了,她掀开被子,抓起靠在床边的堵老鼠洞的木棍,对着周德军的后脑敲了两下。血顺着周德军的头流到被子和地上。周德军伸手要继续打许林芳,她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回过神来的时候,周德军已经不再挣扎了。

“砰”一声,周德军的身体栽到了床沿上,脸朝下,双膝跪地。小女儿被这个声音吓醒,睁眼时,看到被子上是血,妈妈跪在床上。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周四的叫声打破了人死后片刻的寂静。

周德军已没了鼻息,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许林芳,吓得头脑空白。片刻后,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意识认定了要“一命偿一命”。她开始翻找家里的农药——这是农村妇女最常见的自杀方式之一。但农药瓶子是空的,她没自杀成。

隔壁的三个儿子随后也跑了过来。二儿子和三儿子吓得忘了哭。大儿子说,看着父亲的尸体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只是感到一阵解脱。

在大儿子的帮助下,许林芳给周德军的大哥、三哥和五弟打了电话:“我把周德军打死了。”她对死者的兄弟说。老大和老三都在外打工,住在隔壁的老五则马上赶到了现场。

凌晨2点10分,周德军的大儿子帮母亲拨了110。2点半左右,警察赶到了案发地,拷走了许林芳。孩子们这才开始流泪,以那种无声的哭法。

许林芳进了看守所后,大儿子就成了临时的家长。他白天骑着那辆曾碾断父亲肋骨的摩的在镇上赚钱,晚上回来做家务、捉泥鳅,还要负责给三个弟弟妹妹做饭。这对一个19岁的大孩子来说并不轻松。在某个周末下午走访许林芳家时,该案的代理审判员陈小容法官看到三个小孩并排坐在门槛上,身上脏兮兮的,小女儿周四的头发毛毛糙糙,几个孩子似乎好些天没洗澡了。

和孩子一样缺乏照料的是这间本就破败的土屋。往日里,下大雨的日子,许林芳会一夜不睡,用塑料盆一遍遍地接雨水往外倒。在母亲缺位后,失去对手的雨水肆意腐坏着这间土屋,猪圈外的茅坑旁堆满了新落的墙土。根据镇政府6月的一次检查,这间房极有可能垮塌,大儿子收到了一份危房限期整改通知书,限3日内整改。除了把这张A4纸一半大的小纸条收到一个塑料袋中,他做不了什么。

57月中旬,被判缓刑的许林芳回到了这间土屋,继续和周德军的父亲和兄弟做邻居。

在血迹被时间模糊后,那些多年来同情许林芳的遭遇却难以过问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热心地签名并按上红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对许林芳新的期许。

首先,村子再次展现了它的宽容和善良:在为寿宴忙碌的三天里,许林芳和其他亲戚、邻居相处融洽。他们一起杀鸡宰猪、烧火添柴、布置碗筷、在水沟边合力清洗二十桌的盘子碗。在和这位“凶手”一起劳动时,死者的亲戚、邻里毫无异样。

耳朵不好的周老头一直坐在角落看着大家忙碌。他是家里最后一个得知儿子死讯的人。直到事发那天下午,周德军的姑姑赶到周德军家哭,他才知道儿子没了。老人全身颤抖,一激动晕倒在地。此前,老五骗他说,周德军和许林芳因为吵架吵得凶,被镇上警察带走了。

“开始生气啊,但现在好了。”他语气平静地说。饭桌上,他从许林芳手里接过饭。兄弟们对周德军讲不出什么正面评价,但周老头还记着他的一些好:“孝心还是有的,有时候给我夹菜。”

凶案仿佛是别处的故事,欢笑和仇恨一视同仁地被生活和时间消磨。

在宽容之外,村子也为一个贫穷的带孩子的寡妇设定了应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必须当好“母亲”,把孩子拉扯成人。这是周德军的兄弟、父亲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许林芳烦恼的源泉,也是她还得以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小孩要读书,房子房子要倒塌。家里开支那么大,你说怎么过啦,这个生活。”她常常觉得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着。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房子。她不想让孩子们在这个布满裂缝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觉、吃饭。在公安局、妇联等的资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经平出来了,但她还缺盖房子的钱。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女儿还在上小学,由于是超生的,又没钱交罚款,这三个孩子都是“黑户”。她不知道他们以后该如何上中学,如何买火车票,如何出门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教育”,则是一个更加奢侈的问题。因文盲而羞愧的许林芳希望儿女们能接受更多教育。但在贫穷面前,蒙昧正在被继承。她的大儿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这在村里的90后一代中极为罕见。

对三个未成年的小孩子,许林芳在努力为他们解决温饱、凑足学费外,也难以提供更细致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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