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户口奔走近30年
要为孩子上户口，首先要为超生付出代价。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每天会得相应报酬的“工分”。早期超生的家庭找到大队，扣除500至1000工分，可为孩子换取户口。
那时的“工分”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起初生下老二，张伯增并未认识到户口的必要性，省了“工分”。直到孩子该上学，张伯增急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加大力度，张伯增多次来到村大队、派出所，得到的回复均为“超生，没办法。”
难以承担的费用
为了户口的事，老三张泽龙也成了计生委的熟脸儿。常常一到门口，工作人员就知道了来意，回复有消息会通知。
村里不行，张泽龙跑到张家湾镇，镇里不行，他又找到通州区。
2010年，计划生育推广后第六次人口普查。张伯增被村里建议，让孩子回妻子的老家河北开当地出生证明，没准能上户。
王茂臣回到娘家，问过医院，医院回复“哪里出生，就在哪开”。
事情终于还是有了转机。
2010年起，村里对超生孩子上户陆续放宽。只要缴纳完社会抚养费，计生委就给开证明，派出所就可以上户。
2014年5月底，张家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被送到了家里。
北京市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显示，根据2012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6476元的标准，对张家征收社会抚养费。限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逾期未缴纳的，自欠费日起每月加收2‰的滞纳金。
其中，张家二子张泽金需缴纳2000元，三子张泽龙3000元，六妹与七妹应分别缴纳263616元与329520元。
六兄妹共计缴费金额七十万元。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张伯增为老二、老三缴纳了费用，其余孩子暂时搁浅。今年7月7日，张泽金与张泽龙拿到了户口本。
张泽龙还在继续为弟弟妹妹奔走，“老五还有两年参加高考，时间等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