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61年的黄振辛现年54岁，多位受害女童的家属介绍，黄振辛高一米六左右，很胖，满头白发。儿女双全，妻子也在家。
事发后，孩子们将他称为“那个很坏的爷爷”。
被忽略的征兆
现在回想起来，田超觉得，其实一切早有征兆。
案发前的2013年，田超的女儿田晓静总说下面疼。“女儿下体红肿，像流过血，但又没有流血”。他买了痱子粉给孩子涂抹，很快好起来，但过几天又红了。
田晓静还说不想上幼儿园，他买好吃的零食哄着。
红肿的病情和厌学的情绪，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那一年，仅痱子粉就用掉两盒。
其他孩子也出现类似征兆。
杨森蓝的女儿曾对他说，“爷爷对我很好，亲我。”他以为这是老师喜欢女儿的方式。
案发后，家长们反思，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孩子为什么没有和本该最亲近的父母说起此事。
多名受访家长称，黄振辛通常会给孩子一个苹果、5毛钱、1块钱、或者买些零食；黄振辛还威胁孩子，不许告诉家长，不然会被开除。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与媒体发起的一项儿童性侵害调查显示，恐吓和零食成为施暴者性侵儿童的主要手段。
与孩子缺乏交流、对孩子情绪及身体上的异常反应没有足够重视，也是家长们意识到的问题。
留守儿童的概念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外出务工，儿童自己留在农村。这起案件，12个受害女童中，11人为留守儿童。
在田晓静仅6个月大时，田超夫妻便外出打工。2008年至今，他们先后在宁夏石嘴山市、吴忠市、灵武市、银川市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打工。
田超说，与孩子的交流基本靠打电话。
去年冬天，田超和妻子回家，6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在院子里玩，“我喊他们过来，他们却站着发呆。”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与媒体发起的儿童性侵害调查中，统计的40起案件中15起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占到统计案件总数的近4成。
除了外出打工，家长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秀水梁村，每人一亩半到两亩土地，均种植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亩产1400斤左右，每斤玉米1.1元左右。
“每亩土地收入1500块钱，扣除人工费、农具费、肥料费以及口粮等，所剩无几。”
做过村干部的马丹迪说，村里的打工潮始于1996年左右，2000年后，成为普遍现象。村子有800人左右，除了在家养羊的人，村里基本见不到青壮年。
打工收入成为秀水梁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此使得秀水梁相较周边其他的农业村，更显富裕。
今年2月份，杨森蓝离家到宁夏中卫市打工。其他家长也陆续再次外出打工。
家长们觉得，孩子该做的身体检查都做了，“而且，总要挣钱生活。”
噩梦
到派出所做笔录后不久，田晓静开始做噩梦。
一天凌晨3点左右，田晓静在睡着的状态下不断翻身，吵醒了田超。“她说胡话，但是听不清说什么。”
田超说，这种状况持续了4个多月，深夜吵醒过他7、8次，“有一次还一直哭。”
即使白天，田晓静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她长时间趴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瞪着大大的眼睛，眼神空洞。
“孩子平常不是这样的，”在田超的描述中，女儿性格活泼，贪玩。有一次，她和几个男孩子去玉米地里玩，玉米长得太高，田超找了整整一个下午。
“你说她胆子多大。村里人都说，你家丫头像个男孩子。”
在案发后，接替黄振辛成为幼儿园老师的车如芳也察觉到孩子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