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街道办特别热心，想帮我办低保，我当时已经没法工作了，妻子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有低保的话我们一家三口每人1300块，一个月就有3900块，太重要了。
但低保要求一家三口都得是深圳户口，街道的人也有心无力。
新京报：当时你是租房住的？
吴树梁：房东知道我得病，怕自己的房子里死人，想方设法赶我们走，妻子瘦得跟竹竿一样，折腾了一个月，才找了个不太理想的地方住，特别狼狈。如果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户口，就能申请廉租房，但妻子的户口卡在那里。
我还比大多数人幸运些
新京报：所以解决妻子的户口异常迫切？
吴树梁：一个男人有了家，就不能单想自己。拿到户口，我没什么时间去高兴，赶紧查相关规定怎么把儿子和妻子的户口迁过来。癌症的事情让这一切更加迫切了。
儿子的户口在2013年10月迁入深圳。但妻子的就没那么容易，去年4月，深圳的政策调整，配偶随迁入户的年限由两年变为三年，就是说如果我活不到明年6月，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新京报：在拿到户口之前，想过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吗？
吴树梁：儿子2004年出生，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地攒钱，盘算着有天买了房子，就能通过积分入户的方式落户。但后来房价疯涨，这个念头就破灭了。
新京报：有没有找过落户的相关部门，有特批的可能吗？
吴树梁：找过，但是规定就是规定。至于特批，前两天《广州日报》关于我的报道出来后，这边公安机关说要考虑特事特办，但后来我辗转听说这个口子他们还是暂时不敢开，因为一旦开了，以后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各有各的难，怕收不住。
另外就是我协警的身份，当时虽然工作关系隶属保安公司，但是我工作地是在派出所，如果给我开口也担心外界的舆论不好。
新京报：因为户口生活有了很大反差，会觉得不公平吗？
吴树梁：私下里跟老乡吃饭也会抱怨一下。但相比很多来深圳或在其他大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我比大多数人要幸运。有很多在这个城市里呆得比我久的人，一辈子也拿不到这个指标。拿当时我们保安公司来说，二三百人提出申请，最后只有四五个人拿到，我当时已经超龄，能拿到真的不容易。
“生不如死”就是给我发明的
新京报：和癌症抗争，做过很多努力吧？
吴树梁：是挣扎，想过各种辙，得绝症的人大体都会有个没头苍蝇的阶段，什么办法都想试试，希望突然有个神方偏方什么的。
有人推荐广西有个叫巴马的长寿村，好多癌症患者去了那病情都缓解甚至痊愈了，我去那儿呆了三天就回来了。
新京报：为什么？
吴树梁：哪有那么神奇？那地方确实集中了大量的癌症患者，但也有很多医托、药贩子。
新京报：规规矩矩地接受治疗了，真正的痛苦也开始了。
吴树梁：得病后的半年多经过了7次化疗，一次比一次难熬。后来身体承受不了化疗了，就只能靠靶向药物抑制癌细胞的扩撒，但疼痛越来越难以承受。
新京报：那是怎样的疼痛？
吴树梁：这么说吧，你现在拿把刀在我身上划几刀，我绝对能一动不动。我一天要服用24粒吗啡，别人说这几乎是致死量，但有时候还是抑制不住那个疼。
新京报：平常你靠什么抑制这样的痛苦？
吴树梁：疼痛大多是在晚上，疼起来就蜷缩成一个团，到处划拉止痛药，那时也不管是24粒还是42粒，哗哗倒进嘴里就往下咽。一般这个过程大概会有六七分钟，这六七分钟是疼得没有意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