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张明发和邹玉花夫妇在自家饲料店里。两个月前，失散31年的儿子通过发传单找到了他们。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为了寻找31年前因超生被计生办抱走的孩子，四川简阳的邹玉花夫妇找遍了全市，甚至误将另一个孩子当做了亲生子收养了九年。
为了找到亲生父母，31岁袁鹰(化名)把寻亲传单贴遍了简阳多个乡镇。
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上午，袁鹰在简阳市贾家镇张贴的寻亲传单，被邹玉花的一个邻居无意中捡到，转到了邹玉花手中。
父母与儿子就此重逢。
被抱走的男婴
58岁的邹玉花是四川简阳老君井乡卧龙村农民，一辈子老实本分。2014年11月28日早上4点多，邹玉花早早地醒来，透过窗外，门前的马路还是一团漆黑。邹玉花睡眠不好，一个人醒来时，她总是会想起自己的二儿子。
1983年农历四月十九，27岁的邹玉花诞下一名男婴。此前，她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时任老君井乡党委书记的吴太章和乡计生办主任夏仕群告诉邹玉花，按照政策，超生户要么交罚款，要么孩子被抱走。
邹玉花的丈夫张明发，当时是负责管理牛羊车马的村干部，与吴太章关系融洽，他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
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吴太章说，四川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计生工作非常严格，“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第一胎是女孩儿也不行。”
留下这个男孩的代价昂贵。张明发被计生办带走结扎，家里1.5亩承包地被收走，并要上交1601元超生罚款。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彼时，一名普通县里干部的月工资大约是30元。张明发向亲戚朋友借了1100元，凑齐了罚款。
当年10月6日，村会计到张家给这名男婴上户口登记材料，邹玉花两口子悬着的心总算落地。邹玉花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3天后，50多名政府人员和警察，在贾家区(后改为贾家镇)公安局领导和区计生办主任带领下，从邹玉花怀里抢走了男婴，退还了1000元罚款。邹玉花和张明发抱头痛哭。
吴太章证实了邹玉花的说法，他清晰地记得，1983年，老君井乡被抱走孩子的有两家，张明发家是其中之一。
对于当年超生儿被计生人员抱走一事，昨日，简阳市计生局一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30多年前的事情比较久远，计生局没有当年的档案资料，说不清楚。
孩子被抱走第五天，镇上要求张明发开检讨会，用大喇叭对外广播检讨实况。张明发成了超生户“典型”。不久后，张明发一家离开了村子，搬到了贾家镇上，卖肥肠和猪饲料为生。
一公里外的“寻亲”传单
这天上午9点半，天气阴沉，因为生意平淡，张明发两口很晚才吃早饭。
与此同时，一名男子和3名老太太在离饲料店一公里外的街上，散发着寻亲传单。
3名老太太就是这名叫袁鹰的男子雇来的。袁鹰一大早就驾车带着她们和一厚叠传单，从简阳赶到这里。
“我要找我的亲生父母。”袁鹰说。
31岁的袁鹰是简阳市某乡镇人，他家所在的镇子距离贾家镇40多公里。袁鹰说，打四五岁起，他就从邻居和父母口中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而是县计生局抱走的超生孩子，被父母领养的。“养父母以前夭折了两个孩子，对我非常好。”
自从结婚有了孩子后，袁鹰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就想知道亲生父母什么样，再不找人就老了。”
2013年10月，袁鹰来到简阳市计生局查档案，“我因为超生被抱走，计生局肯定有档案。”但他翻遍了计生局办公室所有的档案资料，上世纪80年代的记录，没有抱孩子的一点线索。
对于当年谁抱走了孩子、孩子送向了哪里，简阳市计生局一负责人表示，由于年代久远，并无相关档案记载，追查起来困难。但对于向计生局寻亲的群众，他们会提供信息查询等相关力所能及的帮助。
去年3月的一天，袁鹰接到了简阳市计生局的电话，说找到一个“疑似亲生父母”，也是1983年被抱走孩子的家庭。袁鹰当时在齐齐哈尔做生意，当天飞回成都。
第二天，袁鹰掏了7000元，与“疑似父亲”做了加急亲子鉴定，但双方并无血缘。“疑似母亲”不死心，又执意自掏腰包和袁鹰再做一份亲子鉴定，但结果仍是非亲生。
“拿到亲子鉴定的时候，那个妈妈哇哇大哭，我也挺不是滋味。”袁鹰说。“我们都失去了亲人。”
2014年6月，袁鹰在简阳市电视台做了一周的寻亲广告，但毫无效果，这之后袁鹰决定发传单找亲生父母。2014年11月24日，他用铜版纸印了5万份传单，以一天一百块钱雇了三个老太太发传单，“简阳全市55个乡镇，我把传单发遍全市，肯定能找到亲生父母。”袁鹰说。
根据袁鹰从计生局内部打听到的消息，自己当年应该是本地超生的孩子，而不是从外地抱来的。
11月28日上午，袁鹰发传单的第五天，发到第十一个乡镇——贾家镇。
这些传单被张贴在贾家镇的大街小巷，塞在过往路人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