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证言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幸存者的口述，还有之后赴日起诉的文件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原藏于中央档案馆的战犯口供。
新京报：申报材料“分量很重”?
苏智良：实际上，1945年以后，日方曾经大量、有计划地销毁一些历史文件。申报材料中，就包括一些劫后余生的文件，比如原本在印尼爪哇地区已经被销毁的文件，但是在我国重新被发现，也列入申报材料中。很多文件保存状况很差，本身已经非常破烂，有的只剩纸片。
新京报：为什么执着于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苏智良：在收集资料时就发现，这些资料分散在亚洲各地，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地方，资料保存很差。之所以要进行申报，是想引起各方关注，从而能够完善保护的条件，因为文件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必需充分重视。
“可以采取更好的策略”
新京报：怎么看待本次申报抱憾而归?
苏智良：很遗憾。实际上在2015年，“南京大屠杀”项目和“‘慰安妇’的声音”曾经一起参加世界记忆名录申报，但是慰安妇问题的项目最终铩羽而归。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明确意见，确认申报资料是真实、不可替代的，但给出的理由是，考虑到慰安妇问题受害国家，不仅是中国，因此建议联合申报。
2016年，我们和韩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才进行联合申报，今年2月份预审时，还是比较乐观的。20多年来，联合国各个机构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曾经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我们尊重这些努力，也为这一结果感到遗憾。
新京报：申报失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苏智良：带给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是，以后如果再进行申报，不要太乐观，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做。未来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即便是再细微的工作，也要努力去做。
新京报：未来是否还会继续进行申报?
苏智良：这个月，参与联合申报的国家和地区，将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下一步的战略，具体的措施，需要讨论和评估。另外，既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希望两个项目(由中国、韩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联合提出的“‘慰安妇’的声音”项目(第101号)，与日本提出的“慰安妇与日军纪律的文献”(第76号)项目。记者注)进行对话，在没办法改变这种决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更好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