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根源是不是制度原因？面对世界各国的不同做法：有的采用“大熔炉”政策，推进民族同化；或者实施“马赛克”政策，实行民族隔离，一些舆论也在为中国开药方，但很多主张的内在预设就是要抛弃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巴特尔的文章说得很明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正确抉择，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而作出的伟大创举。”
一句话，这个党的基本民族政策不会改。这是一切民族政策的源头，“动摇不得、折腾不起”。
一锤定音。
关键
在岛叔看来，巴特尔的文章中还有几点别有意味。
再次强调了党的领导，这是根本政治保证。
内蒙古自治区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起来的，这是历史经验。而且，共产党组织在民族地区覆盖各个层级，规模庞大，这是组织基础。一大批优秀的党的民族干部则是重要的人事保障。
这其中，要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党员身份认同，不能因少数民族身份，而淡化作为党员的纪律要求和责任意识。在治理民族地区的问题上，从严治党依然是重要抓手，松懈不得，这是十八大以来的一以贯之的治理思路，也是重要经验。
再次强调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前提和基础，也是最大利益所在。
统一和自治是一个辩证法，但前提一定是统一。“没有团结统一，没有国家政令的统一实施、一体遵守，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这个共识下，一切打着民族自治或自决旗号搞分裂的行为，就没有政治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巴特尔的文章重点澄清了几个关键认识：
一、民族自治地方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独有的地方。巴特尔说，戴自治“帽子”的民族，要肩负起维护团结统一的更大责任。在自治地方，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共同建设各项事业。
二、开展民族识别和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56个民族和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基本格局已稳定，不会再增减。
三、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巴特尔说，要着力推进民族事务法治化，决不搞法外的从宽从严，坚决防止和纠正涉及民族因素的歧视性言行，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熟悉历史的岛友应该明白这三个认识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