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对中国来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未来如何谋划，政治经济学也应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但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虽然全球范围内冲突和贫困尚未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步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过程中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还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复杂形势下尤其要头脑清醒。对此，首先必须进行理论探索，要有科学的理论预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实践预见功能都体现在其中。
就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问题，但对于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分析了很多社会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有意渗透。当然，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引进，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溢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时地以发展的形态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