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我的诗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金爵奖，但是影片延迟到2017年才有机会公映，票房止步于315万元。
在商业电影的压力和夹缝里，它们的放映空间仍然有限
中国纪录电影的票房能到千万级别的，少而又少，2015年10月上映的《喜马拉雅天梯》是难得的一部。在商业电影的压力和夹缝中寻找有限的观众，这是中国纪录电影面临的现状。因为《冈仁波齐》和《二十二》的票房成绩，认定“纪录片将是中国大银幕票房的增长点”，很可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误判。
《二十二》的“逆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时势”造就的。影片上映当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第二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由此辐射出的情感能量，直接成为人们走进影院的动力。何况，“22”这个数字本身构成一个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故事：从1938年到1942年，日军在中国征召的“慰安妇”总计在20万以上，到了2012年，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慰安妇”老人仅剩32位。导演郭柯有感于那些受尽磨难的老人们生命相继凋零，拍摄了43分钟的短片《三十二》。2014年，32位老人中有10人陆续离世，数字变成了“22”，郭柯开始拍摄长片《二十二》。电影上映2天前，影片中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到8月14日那天，片中的22位老奶奶，只剩下8位了。
论艺术手法，《二十二》 不能算是一部“高明”的作品，它的视听语言是淳朴单一的，甚至欠缺一个足够自洽的内在逻辑，但它胜在真诚，导演以“真诚”赢得老人的信任，影片以“真诚”换来口耳相传的口碑。《二十二》和不久前的《冈仁波齐》有个共同点，都是靠人际传播的口碑提升上座率，换来更多的排片，在迅速翻篇的商业院线里“顽强”地争取到放映空间。
“过亿”并非常态，健全的放映环境仍需努力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容量增加，观众对作品多样性的需求增加，这是《冈仁波齐》和《二十二》获得超常收益的大前提。在艺术院线和长线放映机制都不甚完善的当下，纪录片和文艺片的排片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只能靠上映后短时间里的口碑作为赌注，排片率和放映时间是“博”出来、“赌”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质量是硬道理，但是也要看到，观众的“自来水”是个不确定因素，会有相当数量的观众“误入”，而这些“误入”的观众很可能是留不住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遭遇的冰火两重天是现成的例子。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是张杨，虽然一部纪录片，一部剧情片，但背景类似，论影片的完成度和艺术水准，差别不大。《冈仁波齐》在一个相对平淡的档期上映，主创的预期票房是2000万-3000万元之间，没想到这部品相不同于寻常商业片的电影掀起观影热潮，最后票房过亿。在票房利好消息频传时，学者石川发了条微博泼冷水，谈到“影院里很多刷微博、打瞌睡的”。时隔两个月，《皮绳上的魂》上映，检验观众的时刻来了———结果《皮绳上的魂》 的票房勉强刚过300万元，大大地低于预期，几乎是惨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