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京
近日，陕西榆林市某医院住院部，一名待产孕妇从楼上坠下身亡。事发后，医院发表声明称，产妇曾向医护人员提出剖宫产的要求，但家属拒绝。家属对此说法则予以否认，并称曾主动向院方提出剖宫产。
此事经过几天发酵，目前家属和院方依然各执一词。真相和是非，尚需进一步调查，舆论场中的贸然“站队”更无丝毫助益。而此事所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足以引发思考：患者对自己的身体，能否有完全的支配权。
根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从字面上看，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医院只是阐明风险利害。患者一方既享有知情权，也享有最终的决定权。而患者与“家属或关系人”的一致同意，是能否进行治疗的前提条件。
在大多数时候，“患者”与“家属”之间都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但一旦出现“大多数时候”之外的状况，这一条款就出现了模糊不清的弊端。
比如说，有人一心轻生或是不堪病痛，决意放弃治疗。面对家属的强烈要求，是救还是不救？一旦患者本人和家属在处置方案上出现不同意见，院方又该以哪一方为准？
身体和生命由自己做主，是普遍的伦理观念。只要是在意识清醒的状况下，患者的意愿应该是第一位的。但从医院的角度出发，如果不同时征得家属的同意，一旦在后续治疗中出现差池，往往会造成难以预料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看，要求患者和家属一致同意，可以看做是替医院一方划清权责边界，甚至有些“自保”的意味。但无论怎么说，某一个意识神志完全清醒的人，却无法独立决定自己所要接受的治疗，显然是有些不合情理的。
事实上，在社会流动愈加频繁的当下，强求“家属签字”也开始变得不合时宜。早在2002年，深圳一家医院就曾表示，因为当地打工者多，很多病人的亲属不在身边，“家属签字”已流于形式。
悲剧已发生，尘埃尚未落定。而在这样的代价面前，如何保障患者对自己生命健康权的支配权利，其间的种种伦理困境如何才能消除，即使很难一蹴而就，即使需要付出多方面的努力，至少也到该反思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