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199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刚回家，妈妈就急急地告诉我，有一个家乡人打来电话，她却猜不出那人是谁。妈妈认为，能打电话到家里来的家乡人，她应该都认识，今天怎么会猜不出来？这会不会失礼？
我坐下来，问妈妈：“怎么知道对方是家乡人？”
“一口老式余姚话，怎么不是家乡人？”妈妈说。
“老式余姚话？”我问。
“就是你外公说的那一种，连我听起来也觉得他像是长辈，因此更怕失礼。”她说。
这下我也纳闷了，抬起头来想了想，又问妈妈：“他难道没报个名字？”
“报了，一个奇怪的名字，他说你知道。”妈妈说。
“奇怪的名字，叫什么？”我问。
妈妈笑了，说：“听起来就像我们乡下隔壁大婶的绰号。大婶是种落谷的，大家都叫她落谷婶。但打电话来的是男人，怎么也是这个名？”落谷是家乡人对玉米的叫法，在上海叫珍珠米。
“男人自称落谷婶？”这个反问一出口，我立即就笑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我说：“妈妈，他叫陆谷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这下妈妈觉得更奇怪了：“他满口余姚话，能在上海做教授？”
我说：“他不单单会讲余姚话，还会讲上海话、普通话，而且，英语讲得特别好，把外国人都吓了一跳。”
“那他怎么知道给我讲余姚话？”妈妈问。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他也是余姚人。而且知道你在家乡住过，所以在电话里一听是你，他就改讲余姚话了。”
“他的余姚话怎么这样老派？”妈妈又问。我说：“他出生在上海，小时候回余姚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上海。余姚话是他的一种记忆，存放在那里久了，就捂老了。”
妈妈笑了：“那你赶快给人家回个电话。”我说：“我过一会儿就打。”
（摘自《散文·海外版》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