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指出：“研究历史的人在做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做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谱来做。”他这里所谓“古人”，同时也具有“过去”“以往”的含义。是说凡事经过一两个年轮，一个甲子六十年最好，都可列入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
再过两年，中国当代文学就将进入70年的历史轨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长度由此超出现代文学史整整一倍。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周期看，近70年已经可以容纳三代作家。举例来说，如果不算赵树理、柳青这样的跨时代作家，从创作的第一篇作品算起，例如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20后”的李凖、公刘、李瑛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之后再有“30后”的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张贤亮和张洁等；“50后”的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等。现在看，“20后”的作家多数不在人世，“30后”的作家有一些也已故去，如高晓声、张贤亮，健在的也都在八十岁上下。而“50后”作家虽然大多处在壮年期，但此年龄前后的作家路遥、陈忠实也已不在人间。因此，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有一种紧迫感，一是赶快抢救资料，二是赶紧找人做口述史，搜集和辑佚各种文献，三是对还处在壮年期的作家，也应该把走访纳入议事日程，趁着他们年龄尚轻（只能是相比之下），记忆力清晰，拜访不会受身体所碍的时候，抓紧做些年谱撰写的准备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
首先是抢救资料的问题。我曾经计划从“20后”作家开始，集中整理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就在打算启动这项工作时，才发现那么多作家已不在人世。“抢救资料”的美好设想一下落空，因为传主不在，只能去找亲属、故旧、学生、部下，泡图书馆，缺少了与他本人面对面交流的第一手鲜活资料。据我所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福建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现当代作家的《作家研究专辑》，内有李凖、马烽、李瑛、杨沫、吴强、梁斌等。可能研究界觉得以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见长的作家都已“过气”，没人愿意花费精力编选关于他们的“选集”“全集”，大量作品、个人资料散见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杂志，系统的整理完全没有开始。我们知道，“作家年谱”类似于作家小小的“传记”，更详备的年谱，真正做起来，甚至比写一部作家传记还要麻烦，因为年谱不仅记述作家大致的人生轨迹，而是一年一年甚至一月一月的活动事迹都不能拉下。如此烦琐的工作，假如没有一套“作家全集”做基础，基本是不可能开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