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时至今日问题已变得更为清楚。对这些周期来说，旨在界定社会形态的“魏晋封建说”的解释力毕竟有限；“中世时代”及“贵族制社会说”则一向只被中国史界部分认同，因为这一时期各朝毕竟仍是专制皇权体制。更何况，对这众多周期兴衰起伏的“所以然”，只就其中一、二出发，无论是田客部曲的身份演化、门阀士族的地位变迁还是别的，显然是说不清楚的，其背后应当还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并在各周期及相关事态的互动中不断更新着这种基础。这就尤其需要考虑汉以来社会和统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正是汉代以来各种资源更易流向特定家族的格局及其演化，构成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发展蜕变的基础；也正是汉代以来的土地兼并、各族内徙和相应的处理过程，导致了魏晋以来亟待解决的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其他各种周期大略亦皆孕育于汉，至于魏晋则因某种标志性举措或事件而定型展开，并随原有问题的消解和新问题的产生而趋于终结。
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认识是：在总结、扬弃战国以来的发展和秦制的基础上，汉代形成的社会制度和统治模式，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汉文化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另一方面也滋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需要随形势发展，通过整套模式的调整完善来加以解决。我认为此即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基本背景和原因：正是由于汉代模式所蕴矛盾和问题的突出化，导致了汉末以来社会和政局的动荡不安，也引出了魏晋以来明确标志诸周期开端的一系列举措和事件；若不是按调整完善汉代模式的方向来应对新的形势，消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而是朝着颠覆这种模式的方向来发展，那就不会有这些周期按其自身要素关系持续呈现其兴衰轨迹，也就不会有这些周期发展至唐代的完成或终结。这也就同时解释了魏晋南北朝既以战乱动荡及鼎立争攘而著称，又发生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变化转折的缘由。
这些周期的基本完成，也就是汉代以来土地、阶层、民族关系和行政、法律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知识领域诸多问题的蜕变或消解，由于其继续发展的基础已被更新，也就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自然意味着又一轮新绪再发而源流间出的过程，所谓“贵族制社会”消亡和“近世时代”或“平民社会”的到来，所谓“唐宋变革论”，所谓北族政权从“融合王朝”向“征服王朝”的演变，其实皆建基于此，都可归为上述周期完成的后续事态。结合以上所论，足见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定型展开和终结衰变，不仅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内容，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史走向和整部中古史前后期的转折，又汇聚了“魏晋封建说”“中世说”及“近世时代说”“贵族制社会说”“唐宋变革论”等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构想和范式，体现了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发展逐步递嬗变迁的历史轨迹，亟待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
（作者：楼劲，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