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事司法史上的“1891年沙俄皇储大津遇刺案”与“1895年晚清重臣李鸿章马关遇刺案”，曾与“明治维新”时期的宪法权威、中日俄的重大敏感外交事件、《马关条约》签订、日俄战争的爆发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次刑事审判，也让我们深思法律人在近代亚洲政局的风云变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891年5月11日，正在日本访问的沙皇俄国皇太子尼古拉，遭滋贺县大津市警备巡查津田三藏持刀行刺，所幸仅受轻伤，史称“大津事件”。日本虽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国力增强，但仍不敢与当时强大的沙皇俄国抗衡。日本政府本欲借皇储到访改善两国关系，却被本该负责皇储警卫事宜的仇俄警察刺伤。
对于安保一项，日本政府曾向俄国驻日公使郑重承诺：皇储在日本如遭遇不敬事件，日本政府将按照对日本皇室不敬的同等条例惩处，即按照加害本国皇族的日本刑法第116条（俗称“大逆罪”）的规定惩处。该条规定，加害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者处死刑，即使未遂、预备与计划者亦同。“大津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的内政外交陷入空前难题，既考验1890年颁布的宪法权威，又面临世界强权外交的挑战。
日本深恐引发俄国报复，明治天皇亲赴停泊在神户港的俄国军舰探望皇储；日本各界向沙皇、皇储尼古拉发出的慰问道歉电报超过一万封；学校全部停课，在神社寺院祈祷皇储痊愈……明治天皇在事发当夜下诏给首相松方正义，要求首相“速处惩暴行者，勿毁伤善邻之好意”。松方首相开内阁紧急会议，内阁成员一致同意以“大逆罪”罪名处决罪犯津田三藏。
日本大审院（最高法院）亦组成特别法庭，由7名特别法官审理此案。松方首相会晤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要求法院“配合”行政方面处理。但儿岛惟谦认为，“大逆罪”只适用于保护日本皇室成员人身安全，而非访日的外国皇室成员。依据现代刑法“罪刑法定主义”，本案只能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处以被告终身监禁，且《明治宪法》规定政府亦必须完全遵守法律、不得干预司法。日本政府闻讯，立刻派出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联手向法官游说，却吃了“闭门羹”。
不肯罢休的日本政府在5月25日（宣判前夕）祭出“杀招”，由日本总检察长三好退藏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联名发布敕令，规定刑法第116条可以进行扩张解释，即也可保护非本国王室成员。从事法务二十余年的儿岛惟谦从容应对，以刑法总则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法律溯及既往”为由，指出新敕令无法适用于“大津”案。儿岛惟谦表示，如判决曲解法律，身为负监督责任的大审院长，将辞职以答天皇，以谢世人。儿岛惟谦还称：“立宪国家如欠法律之威严与正义，则必然失去其存在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