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家以自己独特的学科视角对社会转型理论进行了阐释，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逐渐摆脱了西方学术话语的藩篱，开始形成基于本土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在讨论中国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分析中来。
中国社会转型既是建构性的，又是共时态的，在分析时应进行理论方法上的创新
长期以来，在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模式时，往往采用的是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但当运用这一研究范式于本土实践时，往往会发现其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国家”和“社会”这两类系统的存在，由此可能忽视西方社会理论建构中复杂和严苛的理论前提。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历史演进，中国社会转型既有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也有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即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因素“时空压缩”的现象，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是建构性的，又是共时态的。基于这一认识，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上，应该进行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力求更贴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全面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整体面貌的同时，把握其本身特征及其内在逻辑。
从某种程度上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并不是一个完全被理论设计所主导的实践过程。社会研究应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针对各个阶段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转换思维视角与认知方式，梳理清楚“国家权力”与“社会活力”之间的边界、功能，并在不断破解社会难题的同时推动下一阶段新的社会创新，以社会体制与社会治理的变革作为主导性因素，由此推动下一步的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进步。
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间的“脱嵌”，倒过来会制约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之所以取得明显进展，主要取决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双向动力”配合。就社会内部的驱动力而言，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往往既需要国家的推动，也需要民间力量支援。这两种力量的很好配合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性问题。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力量的推动必须转换成广泛的深入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民间的各种力量也必须被纳入到国家的理性目标。
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面临的挑战是，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极快，但是社会结构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市场经济不只是经济，它会带来文化的变化，很多人观念变了，社会越来越多元，利益开始多元化，导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间的“脱嵌”，这倒过来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因此，解决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问题，使社会与经济保持平衡发展，是下一步深化改革、激活社会活力、破解转型动力不足问题的关键，且已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转型的本土经验，为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提供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转型既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也有着基于本土实践的特殊性，其所处的独特历史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既要受到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同时也有着本土实际所产生的独特性。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这就注定中国的发展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经验，是向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提供的重要贡献。
国内外学术界对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解读，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经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市场化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我国得以确立，但其市场发展的道路呈现出与西方明显不同的特征。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将中国30多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学界概括为“北京共识”，即：其发展途径的驱动力，在于对公平和高质量增长更基本的要求；从策略上来说，坚持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寻找不对称、独特的发展动力。也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中国模式”，其特征在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当然，无论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道路，目前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这也体现了其开放性、实践性的特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增强，现有社会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具有更为复杂的特征，这也使得创新社会治理在当代中国有着广阔的实验、探索的社会空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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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中的中国社会》，杨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