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63年出生在莫斯科，也就是两个时代交界期。我还记得农奴制废除之后留下的残迹，脂油蜡烛、卡塞灯、四轮马车、轿式马车、信函、火石枪、类似于玩具的小炮。我眼看着在俄罗斯出现了铁路及特别快车、轮船，还有电探照灯、汽车、飞机、无畏舰、潜艇、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无线电报机、十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就这样，从脂油的蜡烛到电探照灯，从四轮马车到飞机，从帆船到潜水艇，从信函到无线电报，从火石枪到贝瑞塔步枪。各种不同生活真正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
我的父母从年轻到暮年都恩爱有加，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千方百计与他们在一起。回想遥远的过去，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就是我的洗礼仪式。当然，我是根据奶妈的叙述在想象中形成的印象。
对遥远的过去另一个清晰的回忆则与我的第一次舞台表演有关。这件事发生在离莫斯科三十俄里外，雅罗斯拉夫尔铁路线上的塔拉索夫卡小站附近的留比莫夫卡庄园里。演出就在庄园院内的一个不大的厢房里举行。在几乎快要倒塌的房子的拱门处搭了一个小舞台，还有一块方格毛毯做幕布。按惯例，表演内容是生动活泼的《一年四季》，我当时三四岁，扮演冬天的角色。通常在这些情形下，在舞台中间摆放着一棵砍下来的小松树，四周用碎棉花裹住。我坐在地板上，身穿皮衣，头戴皮帽，绑着白毛的长胡须和向上翘的小胡子，不知道应当往哪看，需要做什么。在舞台上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使我很不自在，或许在那时我已经不自觉地体会到了这种感觉。从那时起到今天，我都非常恐惧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在我所青睐的掌声过后，我应观众之邀返场，需要在舞台上完成另一个动作。有人在我面前点燃了隐藏在代表篝火的树枝中的蜡烛，我手拿一块木头，佯装扔进火中。
“你明白吗？佯装，而不是真扔！”有人告诉我。
这时，严厉禁止将木头靠近火堆。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我可以真正将木块放到火堆中，那为什么要佯装扔呢？”
幕布还没拉开，我就兴趣盎然、充满好奇地手拿木块伸进了火堆中。我觉得这完全是自然的、符合逻辑的行为，这样才有意义。当然，棉花燃烧起来，突然着火了。大家都慌神了，喊叫声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