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1924—1952年。 这28年时间，是钱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对舒展、学术上成果丰硕的时期。钱端升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府。1948年底，钱端升从哈佛大学回到北大，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钱端升先后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外增订并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与中央大学法学院同事共同编订《民国政制史》，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在民国言论界建树亦颇多。执教之余，他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半年多，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除了学术研究与言论救国，钱端升身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标签，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参与。钱端升本人从未在国民政府时代做过行政官员；他热衷或者乐此不疲的状态，似乎就是以学者身份积极参政议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钱端升、胡适、张忠绂曾应国民政府派遣，前往欧美推行民间外交。除此之外，钱端升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通过这种方式陟罚臧否时政，蒋介石“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对于钱端升这类知识分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毕竟日寇当前，也就听之任之。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在引发“一二·一”运动的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顶着当局特务的机关枪而发表演讲，铁骨铮铮，英姿飒爽，颇值后人景仰。
第三阶段：1953—1990年。 1952年底，钱端升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曾参与新中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身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端升彻底平反，于1981年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耄耋之年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了余热，最终于九十高龄驾鹤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