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郭柯因为一则新闻，开始关注“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并以居住在广西桂林的韦绍兰为对象，拍摄第一部纪录短片时，国内“慰安妇”幸存者尚有32人，片名定为《三十二》。
2014年，他决定将所有幸存者的故事都搬上银幕时，一些老人离世，片名由《三十二》变为了《二十二》。影片上映时，在世者仅余8人。
郭柯明白“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他对记者说：“每个走进影院的观众，就像参加老人的告别仪式，可能是最后一次看到她们，请深情凝视。”对于拍摄这部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生存状态的影片，从小由姥姥带大的他，觉得自己对老人们有着深深的感情，拍摄时没考虑过观众感受和市场期待，纯粹是以晚辈的立场，真心尊重，温柔对待，尽量少揭她们的伤疤，做一件“多年以后回头看，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事。
7月9日，《二十二》在武汉点映时，邀请毛银梅（韩国名字为朴车顺，今年1月18日去世）的孙子孙女前来观看。17岁时，毛银梅被日本人以到袜子厂打工的名义，骗到汉口积庆里的慰安所。抗战胜利后，一直住在孝感。放映过程中，毛根梅的孙子孙女一边哭一边录像，郭柯看了十分欣慰：“我拍这部片子的底线，就是老人的亲人们看了不尴尬，小朋友看了不会害怕。”
2015年，《二十二》拿到公映许可证，为了赢得在影院公映机会，郭柯报名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电影节，除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得特别奖，收效甚微。片子在北影点映时，一位著名制片人甚至语重心长地劝他们，“别再投钱了，没有年轻人会看的。”
2015—2016年，《二十二》两度到韩国展映，毛银梅老人哼唱的《阿里郎》《桔梗谣》，同样让韩国观众泪奔。幸存“慰安妇”中，毛银梅的居住环境算是好的，她的房子便是韩国志愿者去孝感帮她装修的。
1998年，韩国民间集资建造了“分享之家”，供“慰安妇”老人养老。因为有很多志愿者陪伴，老奶奶们的晚年并不孤苦。韩国有针对“慰安妇”的专门法律：民间机构确认老人身份，上报政府认可，老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约7000人民币的政府补贴。韩国有关机构曾试图把毛银梅接回去，老人拒绝了。
15岁的武汉男孩李墨涵的名字三次出现在片尾名单里。整个七月，他看了三场《二十二》的武汉点映，这位00后觉得这么好的纪录片应该被更多人看到，最后一场武汉点映由他发起，电影院里100来个座位，一半是亲友，一半是陌生的网友，全部坐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