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向整理秘府典籍，见有以《事语》为名之书，记战国事，即是按事类编次的记言之书，当为“语”书的支脉。与《事语》同类的还有《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修书》等，这些文献虽无“语”之名，但内容相似，且皆以记言为主。《国策》《国事》按国别记言。《短长》《长书》和《修书》即所谓欲令事长则长说、欲令事短则短说之书。与《事语》一样，它们也是“语”书的支脉。刘向因此将这些内容和性质相近的文献编辑整理成《战国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国策》也是“语”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部佚书，无书名和篇名，全书十六章，一章一事，因事议论。篇幅短小，编辑体例混乱，却与《国语》接近。张政烺先生认为是战国时期编定的作品，可能是儿童学习的教科书。整理小组名之为《春秋事语》。这样命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其内容形式与《国语》相类，另一方面也因为春秋时期有“语”书之故，何况刘向秘府所见亦有以《事语》为名之典籍。据此可以肯定“语”书的形式是多样的。1987年湖北慈利出土了楚简《吴语》两卷，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中也可见二十余种“语”类文献，可知这类文献在当时比较流行且数量种类十分可观。
还有一种“语”，以记录某个人言论为主要内容，如《老子》。《老子》乃五千精妙之“语”。《论语》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其名是编定成书后才有。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可知“论”为“论纂”，“语”则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按《说文》以“语，论也”，“论，议也”，“议，语也”。可知三者为同义互训。段玉裁曰：“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是言“语”为“言语”之义。其实《论语》之“语”也可以理解为文献形式。战国时期儒、墨、道、法等各家纷纷著书立说。《孟子》《庄子》仍然用语录对话的形式，但篇幅更长，是比较成熟的说理文。《荀子》和《韩非子》，则是纯粹的长篇说理文了。比较而言，“语”多评判，诸子则重在评判中阐述对策；“语”的政治功用在于鉴戒，诸子则重在否定和倡导。从某种程度上说，诸子之书的形制也是“语”书自身发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