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学影响下，“古史辨”堪称是最大成果。通过文献学方法，参以考古发现，对传统典籍进行全面重估。上千年来被认为是有序的、彼此关联的历史突然成了碎片，体现出理性主义强大的解构能力，由此也引发强烈的虚无主义情绪。
在此过程中，傅斯年的转向耐人寻味。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西学与国学对个体的撕裂。
一方面，从接受的学术训练看，傅斯年很难信服钱穆式的“通”，认为想象多于证据，使历史变为个人期望的装饰品。
另一方面，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又让傅斯年时时感到压力，他必须承担起自身的文化责任和时代责任。
前有“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后有国家危亡的使命感，傅斯年不得不抛弃“古史辨派”，转向“重构中国史”，希望以当时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来重塑民族精神。但学术是不断进步的，建构速度很难跟上解构，今天再看傅斯年先生当年的成果，大多已不太具说服力。
从更宏观的眼光看，傅斯年的困境带有必然性。宋代以降，经学衰落，已呈现出“以史补经”的趋势，可近代化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溢出历史常轨之外，靠史学已无法解释。在近代化冲击下，国学在诸多方面均出现了解释困境。
傅斯年面对的是一个千年积累下的问题，非个人所能突破。（下转3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