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最近，作家刘震云回到北大，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生作了一场演讲。这场演讲的题目是《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赢得了多次掌声。
无疑，台下坐的都是国家未来的知识分子，刘震云的寄语，可谓意味深长。刘震云所说的“笨人”到底是指什么？他讲了两个亲人的故事。
第一个是他的外祖母的故事。他的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六，但却是方圆几十里割麦子的“头把镰”，速度特别快。她的诀窍是，割麦子的时候腰弯下去后，就不再直起来，一直埋头收割。弯腰割麦，是最痛苦的农活之一，如果你直起一次腰，就会直十次。你会割割停停，速度当然就慢了。
第二个是他的舅舅刘麻子的故事。他的舅舅是个木匠，他做的箱子、柜子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舅舅打心眼里喜欢木匠这种活路，别人看树是树，他看到一棵树，心里想的却是“要是能给女儿做嫁妆该多好”。他看到的树是木工的材料，这说明，他对工作的思考已经有了某种哲学味道。
把个人故事上升到整个民族国家的精神，刘震云还拿树作比喻：中国马路两边有很多杨树，杨树长得快；而欧美发达国家马路两边则多是长得比较慢的松树等。由此，刘震云寄语北大毕业生：“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
刘震云希望在座的北大学子更有耐心（像松树而不像速成的杨树），希望他们能像刘麻子一样勤于思考，希望他们像外婆一样埋头苦干，同时保持某种责任感——照亮麦田。在这里，麦田显然是一个隐喻。
“笨人”的对立面是“聪明人”。可为何我们族群中“笨人”少，而“聪明人”多呢？这是因为在现实中，“笨人”容易吃亏，“聪明人”却利用了一些投机取巧的手段，迅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财富、资源或者名声。“聪明人”讨巧，“笨人”吃亏，而社会舆论总是站在“聪明人”一边，久之，就没人喜欢下苦功夫做“笨人”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处都是“聪明人”。“聪明人”割麦子，哪会像刘震云的外祖母一样出那么多力？“聪明人”也没什么耐心等待松树的成长。现在一些城市的“聪明人”，甚至都没耐心等待杨树成长，他们在道路两旁种树，哪一种流行就栽哪一种。但是，我们时代的症结正在于“聪明人”太多了，多到已经有了“泡沫”。“聪明人”太多的社会，必然是浮躁的。
刘震云说的“笨人”，有点像理查德·桑内特所定义的“匠人”：专注于事物本身，“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笨”意味着没那么迫切地想得到结果。我们不但缺少“笨人”，有时也缺少“笨办法”。最近，上海电影节的一个主题讨论，就是呼唤用工匠精神来应对国产电影的质量危机。可见，在不同的领域，人们都发现了专注的“笨人”是稀缺的。稀缺意味着价值，也许属于“笨人”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摘自《新京报》2017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