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泛希腊体系内，各城邦或各地区依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发展了不同层次的共同体认同，如德谟的、兄弟会的、部落的或者是城邦的，女人的、男人的、秘仪的或者是神圣团体的。每个群体（共同体）都通过宗教崇拜活动进行表达和获得彼此认同。所有的联系和纽带，包括社会和政治上的联系和纽带，都通过宗教崇拜来进行表达和定义。这就是新的城邦机构总会带来宗教礼仪制度改变的原因，也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没有使宗教从属于政治，却提升了群体认同的原因。这些群体构成了一个个宗教献祭的共同体，而城邦就是由这些宗教共同体组成的。
狭义上，希腊的城邦就是男性公民集体，男性公民组成了最核心的宗教崇拜共同体，其最核心的宗教实践活动是杀牲献祭，女性被排斥在杀牲献祭之外，也被排斥在城邦政治活动之外。女性在希腊城邦是个特殊的群体，与她们低下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在宗教上她们也是城邦的“附属部分”。但城邦为女性的心理和压抑生活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她们可以建立属于女性专有的宗教群体，在这个宗教群体中，可以获得彼此的认同，并通过这个群体为城邦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表达对城邦秩序、丰收的愿望。
希腊城邦表达了宗教，同时其本身也被宗教所表达，宗教成为城邦的中心意识，构建并且解释了构成城邦认同的所有因素。一个希腊人生下来就是希腊人，但要成为公民还需要教育和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通过宗教礼仪制度获得血缘、地域和城邦国家的逐级认同，然后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通过参加宗教节日，孩子们观摩宗教仪式，学习掌握仪式的主持和操作，这是合格公民必备的能力；通过出生、预备役、婚礼、葬礼等过渡仪式，一个孩子得以顺利过渡到另一个年龄段或获得另一个社会身份；即使在他成为公民之后，他也要观看戏剧演出，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继续接受教育，成为能够有益于城邦的合格公民。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政治和宗教已融为一体。城邦官员管理城邦的节日和各种宗教事务，宗教生活政治化、政治生活仪式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公元前5世纪末城邦政治斗争的宗教事件就是宗教与政治一体化的极端表现。公元前415年，在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发生了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纽斯海战胜利后，雅典人因未能打捞遇难将士而对获胜的将军进行审判；公元前399年，雅典审判了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些宗教事件实际上也是政治事件，反映了古希腊城邦的实质：城邦的秩序来自于神，对神的虔敬是城邦生存下去的根基，亵渎神的行为可以带来民众的恐慌、担忧和群情激愤，也会带来神的报复，进而带来城邦的毁灭。因此，公元前5世纪末的宗教事件不是以宗教名义发起的政治事件，其本身就是政治事件，政治与宗教难分彼此。对城邦来说，任何不虔诚的行为都会直接威胁到城邦的生存，这是城邦竭力预防和坚决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