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授权本质上属于商业之间的谈判，报道提到“华为与科大讯飞、高德、支付宝、携程等APP深度合作研发”，只不过，华为和微信合作比较困难而已。但不论谈判如何，按照现有法律的要求，微信的同意是华为能够访问数据的前提基础。
微信是唯一的信息媒介
有人认为，聊天内容这样的个人信息，肯定属于用户所有，用户想给谁就可以给谁，华为获得用户的授权就足够了，《网络安全法》虽然要求微信对用户信息保密，但是并不意味着微信获得了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所有权。
还有观点称，微信是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用户的所有语音文字的输入、输出均是先经过手机再到微信，微信只是一个显示的界面而已。如果华为已获得用户同意收集用户信息，则可以理解成该手机上的用户信息都在其收集的范畴，优先级和范围远大于微信。换句话说，华为也是聊天内容（因为发生在手机终端之内）的合法收集者，地位上不输于微信。这样看的话，微信获得的用户对聊天内容的授权同意，与华为获得的对聊天内容的授权同意，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两份授权同意应该等量齐观。所以华为也具有收集、使用微信聊天记录的权利。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通用法律框架来看，用户使用微信，用户是个人信息主体，微信是个人信息控制者。无论是《网络安全法》还是国外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主要是规范个人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控制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有了授权同意、最少够用、公开透明等公认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
华为手机凭借其提供操作系统的特殊地位，能调用用户通过输入法输入的信息内容。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一点：即便信息先经过华为手机这一方再发到微信，在用户的合理、合法的期待中，微信是唯一的信息媒介，连接用户和聊天对象。用户发信息的场景是在微信聊天这个场景内，这中间过程中实际出现的，无论是输入法还是手机内部的存储器，都仅仅是用户的工具而已。
按照国际上通信的关于个人信息控制者的定义，个人信息控制者是“有权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等的组织或个人”。这里的关键词是“有权”和“控制”，华为手机并不满足能够控制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的条件。
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草稿）对收集的定义非常明确——获得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的行为，包括由个人信息主体主动提供、通过与个人信息主体交互或记录个人信息主体行为等自动采集，以及通过共享、转让、收集公开信息间接获取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