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书而美
大学，生产知识；图书馆，保存知识。大学与图书馆，同生死共存亡。在兵家必争之地的比利时，1425年建校的鲁汶大学，其图书馆“一战”和“二战”期间均未能逃脱毁灭性洗劫。然而，图书馆的两次重建即为该校的两次新生。如今，图书馆不仅是鲁汶大学的地标，也最早荣登邮票。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及其图书馆均建成于1592年。其镇馆之宝乃一部经书——《凯尔经》，9世纪拉丁福音书手稿，爱尔兰国宝之最。该馆把典籍善本从地板一直摞到房顶，以示知识的历代传承。当然，这种视觉震撼未必实用。芝加哥大学的曼苏埃托图书馆在迷宫般的地下设置文献自动储藏和检索系统，为师生提供便利。便利性还体现在其阅览室。玻璃穹顶为芝加哥大学校园的天际线画出一条微倾的轴线，在向知识致敬。徜徉知识海洋的师生既可饱读诗书亦可饱览美景。
钱钟书学成归国，就职于西南联大。执掌该校的是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在烽火连天的国难之际，梅贻琦写下至理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诚然，学校建筑并非琼楼玉宇，校园也无须闳宇崇楼。但每个人的人生记忆中，校园的椽椽瓦瓦一旦缺失，便支离破碎。留学剑桥并留下《再别康桥》这首传世之作的徐志摩写道：“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即便西南联大新校舍是土坯铁皮屋，每当如注暴雨来袭，留给学子的记忆依然是屋顶上演的原生态协奏曲。这就是大学何以大美的奥秘所在。
（作者：俞可 李燕楠，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