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崑（右）与夫人朱慧楠在武汉的家中 肖艺九 摄
崔崑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崔崑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了一点简单的行李，有时搞个架子车，有时走路，通过河南的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莱、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944年，崔崑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他介绍说，“汽车、加工机床、动力都是机械系，一个专业就是一门课程。第二年我就得了全系第一。”
1948年，崔崑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那是1958年的春天，说去苏联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崔崑了解以后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该专业最好的学校，他就在那待了两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还做些实验研究。
崔崑毕业照
1960年，崔崑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崑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有些学校能买的帮着买，买不到的盐炉实验就自己动手做。在苏联带回一些图纸、测试仪器。”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崔崑介绍说，“如果温度高一点，就停一停，温度低一点就把闸合上去。靠手动来控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
而每一场实验，崔崑都坚持亲自在场。崔崑说，“超过10度实验就不够准确，影响实验结果，这个不准就前功尽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