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类共同的“文心”

黄宝生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社科院外文所，所领导临时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一次，我见到一位学者来图书室借还图书。他气宇轩昂，目光炯炯有神，面含微笑。随即有青年人上前请教问题。只见他谈笑风生，说话声音底气很足，还亲切地捶了捶青年人的肩膀。事后，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刚才那位是钱锺书先生。我心中涌起惊喜：“啊，这就是《宋诗选注》的作者钱锺书。”这是我最初见到钱先生。

一部“活字典”

我读过一些中国古代诗文集，遇到或想到什么问题，就向杨绛先生请教。有一次，我遇到古文中的一个典故，手头又没有工具书可查，便请教杨先生。她想了想说：“去问问钱锺书，他会解释得更清楚。”隔了一天，她从钱先生那里带回一张便条交给我。那是钱先生亲笔书写的，对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解释。我真觉得钱先生是一部“活字典”。我十分珍惜这张便条，将它夹在一本书里，但后来却找不到了。我至今仍盼望着哪天这张便条会突然出现在眼前。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为安全起见，钱先生和杨先生与我们一起都集中住进学部的大食堂。一次，钱先生出来散步，我恰好在路旁坐在马扎上看书。他看见我在读一本古典诗词，便高兴地与我攀谈，给予我种种指点。还有一次，我与钱先生一起盘坐在大食堂的通铺上聊天。他知道我学的是梵文，便与我聊起佛经。我惊讶地发现钱先生读过许多佛经，还能说出一些佛经用词的梵文原词。

颇采“二西”的治学之道

钱先生的《管锥编》于1979年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大的震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文古典学养大多先天不足的青年人来说，要读通它是不容易的。1987年，我想到可以仔细梳理一下钱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是怎样运用佛经材料的，于是就以《〈管锥编〉与佛经》为题写了篇读书札记。我在文中指出：“《管锥编》立足于中国十部古籍，以文艺学为中心，打破时空界限，贯通各门学科，将中国文化研究引入一个充满无限生机的崭新境界”。

《管锥编》研究的范围极广，几乎涉及人文科学的所有门类，内容博大，识见精深。鉴于这种情况，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力或学术兴趣去读《管锥编》。我便是选取比较文学的角度。

钱先生早在中国比较诗学开山作《谈艺录》（1948年出版）的序中，就已揭示他的文学研究宗旨和方法：“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先生所说的“二西”之书指的是耶稣之“西”和释迦之“西”，也就是西方著作和佛经。而从《谈艺录》《管锥编》可以看出，钱先生对“二西”之书浏览之广博，读法之精细，令人惊叹不已。

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行世百余年来，其研究格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科际研究，这三类研究在《管锥编》中都有充实的反映。我在札记中以实例分别说明钱先生在这三类研究中如何运用佛经材料，最后说明我从这三方面分述《管锥编》中与佛经有关的比较文学，也是出于释氏所谓的“权巧方便”。其实，《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这三方面经常是互相交叉融合的。钱先生学识渊博，繁征广引，触类旁通，不仅打通东西方文学，打通人文学科，也打通比较文学自身。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广泛、深入而不拘一格的具体比较，探索人类共同的“文心”，建立科学的文学批评，这种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扬。

文章发表后，钱先生托人捎给我一封信，写道：“弟之苦心，为兄明眼人拈出，如弹琴者遇知音人矣！”当然，我知道这是钱先生的行文风格，是对晚辈的勉励，我不敢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始终关注社会和人生

钱锺书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一位学术大师。他既从事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也从事文艺学和人文学术研究，既精通中学，又掌握多种外语，精通西学。他对东西方文化典籍熟悉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从钱先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关注世界和人类，关注社会和人生，绝非是一个躲进象牙塔的学究。即使你认为他看待社会和人生的目光冷峻，那也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能深刻揭示社会和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病症，提供的是苦口的良药。

钱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都采用札记文体形式，这会引起一些人关于钱先生擅长考证而缺少理论的错觉。其实，只要认真读过这两部著作，就会认识到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充分体现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因为脱离微观的研究，宏观的视野就会流于空疏。而缺乏宏观的视野，微观的研究就会流于琐屑。理论和实际也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两者的紧密结合，他所展现的微观研究的精细和宏观视野的广阔，以及融会贯通而达到的理论深度，是令人钦佩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