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西汉时期大通被称为“梅根冶”，唐代在河口设水路驿站，名大通驿。至宋时，大通商旅兴盛，“日出而市，及午而散”的集市活动已具规模，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舟过大通镇》中留有“渔罾最碍船”、“鱼蟹不论钱”的描述。明代洪武初年，大通设有巡检司、河泊所、驿运站等机构。
大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盐业，而这与曾国藩、李鸿章密不可分。早在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清政府为统购食盐，在大通设立盐务管理机构─楚西掣验局，负责管理长江下游开往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各省的盐船，过境盐船凭票纳税，每票徵税银二十八两。每月经大通港进出口食盐达十万担以上，被朝廷赞为“长江食盐集散地”。一八六五年，曾国藩将楚西掣验局更名为盐务招商局，并在和悦洲大关口建造官衙，专理大通的招商、验照、抽秤、收厘等事务。李鸿章接管大清盐务后，将大通盐务招商局改为大通盐务督销总局，在和悦洲设有皖岸督销分局，另一分局设在芜湖。
至晚清，和悦洲上人烟辐辏，颇具城镇规模。彭玉麟在此练兵筹饷，在洲上设大通参将衙，驻参将（正三品武官）统帅水陆清军近千人。在此期间，和悦洲上建成三条用麻石条铺成的街道，分别是头街、二街、三街，直通江滨。由于洲上茅屋毗连，火灾不断，彭氏将三条街上的十条巷弄均以三点水偏旁的江、汉、澄、清、浩、泳、潆、洄、汇、洙十字命名，意在以水克火，消灾祈福。后建的三条巷弄亦援例命名为河、洛、沧。和悦洲的头街临江，主要以商舖店面为主，二街、三街主要是办公、文化教育及居民生活区。“三街十三巷”由此而闻名，形成密集街市建筑群，助力大通及和悦洲逐渐成为安徽著名的米市、鱼市和盐市。
当地人很自豪地说：“很多人不知道，《中英烟台条约》中就提到过我们大通呢。”
这让多少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我，愈加惶恐。查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在“第三端 通商事务”第一款中，果然有此一段：
“……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定章办理。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外，其馀应完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开设行栈。”
能够被当年的西方列强觊觎，可见大通为繁盛商埠，所言不虚。只不过大通被写进《中英烟台条约》，并不是作为通常意义上的通商口岸，只是作为“寄航港”而已。
大通及和悦洲的繁华发端于清乾嘉之际的盐务，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悦洲设有大小江轮码头，江面江轮来往穿梭，运送旅客和货物，大轮上达武汉、下抵上海，小轮上至安庆、下通芜湖。弹丸之地的和悦洲，是皖南山区农副产品、生产生活资料的集散地，又是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重要的贸易中转站，汇聚八方来客，广纳四海财富。至一九三零年，和悦洲已拥有多家码头、银楼及十多家正规旅社、七家澡堂、两家戏园，还有火力发电厂、学校、报馆、教会、寺庙等。“三教九流”亦纷至沓来，赌场、烟馆、妓院等随之应需而生。市面商店密布，房屋鳞次栉比，行人络绎不绝，经济、文化异常活跃；入夜后，更是一座灯火辉煌、灯红酒绿的“不夜城”——两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达十万人，人口密度比现在香港岛的密度还高─被誉为“小上海”，可谓名副其实。
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近代以来，有“东方巴黎”之称。那个时候，国内稍微繁华一点儿的商埠，都以被冠之“小上海”为荣。
既然是“小上海”，被称为“花花世界”，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又有那么多诱人的都市风情和景致，令人神往和受用，是一定的。
可为何突然冒出“十不舍”呢？
打破大通宁静与安逸的罪魁祸首，是日本侵华：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六月九日，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政府采取 “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郑州北郊十七公里处的黄河南岸渡口—花园口。日军西进、南下之路被洪水堵死，放弃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退守徐州后，南下蚌埠，过淮河，与驻扎合肥的日军其他部队会合，改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正处鼎盛时期的大通，成了日军西进武汉急需迈过的一道屏障。六月下旬开始，日军连续派飞机对大通狂轰乱炸，加之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 “焦土抗战”，整个大通与和悦洲闹市，倾为废墟。
鹊江两岸的商户居民纷纷跑反，背井离乡，呼天抢地，大通及和悦洲几成空城，遍地瓦砾。
是啊！忍看繁华的“小上海”化为乌有，令人扼腕。对故园的恋恋不舍与无力挽救的无奈，缱绻之情，怎能不让跑反的人们感慨万端、悲从中来？
当年的 “三街十三巷”，除了清字巷以外，其他街巷后来都已荒灭，再也没能恢复当年的风光和元气。新中国成立后，和悦洲于一九五二年设新民乡，一九五八年改为新民大队，改革开放后改名和悦村。一九五七年人口大外迁，以及再后来的移民建镇，最后洲上只剩下很少人种植蔬菜了。仅存三百五十米的和悦老街，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垣断壁和新树的 “十三巷”巷名的指示牌。《和悦洲 “十不舍”》别说是传唱，连知道的人，也已经不多矣。
在沉寂荒废了数十年之后，人们彷彿忽然一梦醒来，再次发现和读懂了大通及和悦洲，又有些不舍了。
一九九六年，和悦老街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二零零六年，大通镇被命名为省级历史保护名镇；二零一四年，大通镇获批国家第六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通镇政府已邀请专家编制大通镇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在和悦老街南段选取三百五十米长街道兴建遗址保护公园，开展抢救性保护、修复和改造……
如今的不舍，是念旧，是追忆，是珍惜，更多是想挖掘其价值。当年跑反人的不舍，更多是悲伤，是留恋，是惋惜，实际已经回天无力。
和悦老街上，曾经繁华的印记，与二零一六年夏洪水淹没时的痕迹，斑驳隐约，相互映衬着。时空的穿越与对决，让人产生一种飘忽、遥远且遥不可及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了 “断舍离”。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毕竟大通的那一切，已经化作美好的回忆，成为历史。过分执著于某种臆想、寄予深情，有如缘木求鱼、火中取栗；假使走向偏执，更是有害无益、无补于事。
好吧，既已成昨，何必希嘘。舍与不舍，都要告别。与其不舍，不如断舍离，如此或可除旧布新。
“大通，犹大道也”、“通于大道，谓顺应自然也”——真没想到， “大通”地名的释义，竟然早就说得如此明确而清晰。
细细想来：物事如此，人与人生，亦大抵如此。
（原载《大公报》）
作者简介
斯雄 本文作者
斯雄，本名朱思雄，湖北洪湖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编报纸、办杂志为主业，业余写作散文随笔，兼及时评。现为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社长，高级编辑。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人大新闻奖、中国政协新闻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著有《南沙探秘》《游方记》《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香港回归十年志（2003年卷）》《平等的目光》等。中央电视台“亲历·见证”栏目为其拍有纪录片《双城故事·爱在他乡》。
2017年推出游记散文“徽州八记”系列，第一记为《琅琊山记》，第二记为《凌家滩记》，第三记为《石牌记》，第五记为《小岗村记》，《大通记》为“徽州八记”之第四记。
弥亚牛 本文朗读
弥亚牛，又名弥清，甘肃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2004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主持《国际调频》、《来自中国的声音》、《华人时空》、《环球名人坊》等节目，现为《海峡飞虹》节目《魅力飞虹》主持人。曾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国际广播金话筒奖”、国家广电总局“五一劳动奖章”等奖项。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特邀演讲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