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引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农、工、商、虞（即采集业）四个基本行业，它们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商业却被称为“末业”，农业则被称为“本业”。
即使是对商业比较宽容的汉文帝、汉景帝，也多次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清代雍正皇帝告诫全国人民：“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并且要求各级官员“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贵”。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经济思想，就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舍本逐末”是不允许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然而，在任何时代，理念和实际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在实践中，不同的执政者也会有不同的取向。为了要保证“农本商末”，就必须“重农抑商”，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大臣管仲就说，“欲杀（抑制）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即农民）”。后来秦国的商鞅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其变为系统的、全面的国策。他采取的手段有：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加重对商人家庭的赋税；增加交易税与酒、肉买卖的税率，减少商人赢利的空间；实行专卖制度，把最赚钱的买卖拿到国家手里；管制粮食贸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不准商人贩运粮食，也不准农民买卖粮食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重农抑商称为“上农除末”，推广到全国。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并不是要完全取消商业，而是要把商业抓到政府手里，变成政府控制的商业。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农抑商，一成不变。
实际上，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在不断变化。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竞争，采取各种方法来富国强兵，有的国家就鼓励商业。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出现了陶朱、猗顿等大富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