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是中国古典史学的传统之一，史书作者通过客观地叙述史实来体现主观的评价，在叙事的过程中，把自己对人物、事件的态度表现出来，即“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作为一部由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大众历史读本，“2016中国好书”《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很好地实现了对《资治通鉴》鲜活但有深意的阐释和解读。
《资治通鉴》是传统史学的经典之作，但是由于卷帙浩繁，不易阅读，南宋时就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对其进行以事件为中心的再提炼。如今一般读者除了同样要面对袁枢的问题之外，还因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区别，更难以全篇阅读，所以对《资治通鉴》的通俗化解读可以使这部经典更加广泛地为大众所认知，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而言很有必要。
对于司马光的叙事手法，作者张国刚给予了充分理解和重视，认为“《资治通鉴》的这种叙事，虽然也有‘臣光曰’之类的直接点评，但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就是从具体事情上记述和探究王朝的兴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本书将叙事的主线和司马光的写作目的相统一，着重阐释与家国兴衰有关的历史大事，关注与王朝兴替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人物，在具体细节和“小事”的叙述背后，探讨的均是严肃宏观的历史命题。比如讲述曹丕如何对待鲍勋和曹洪，其实是借以说明曹丕为人的气量、格局与曹魏短命的关系；描述隋末群雄混战时李渊和李密之间的交往细节，则是为了分析李渊成功、李密失败的最终原因，凡此种种，都是作者在深刻体会《资治通鉴》本身的叙事手法的基础上，对经典的现代阐释。
作者在讲述王朝兴衰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西晋的八王之乱就与西晋初年分封同姓王、建立权力甚大的诸侯国有密切关系；北魏孝文帝进行了系统、彻底的促进胡汉融合的改革，包括三长制、均田制等，为之后隋王朝再次统一奠定了基础；唐玄宗时期虽然开创了开元盛世，但不能在制度创新中向前迈进，危机因此潜伏下来，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得益于多年制度史研究心得，作者在谈及这些问题时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在写作手法上与《资治通鉴》本身叙事和“臣光曰”的评论互相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亦加深了读者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