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除了常见的知识产权授权外，导师充当顾问、有商业头脑的学生创办公司，也是良性、可持续的模式。它既不会冲击教学研究工作，也能最大程度让科技成果应用到社会。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看，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机制来保障。比如，为保证教职员大部分时间用在科研和教学上，校方要求教员每周只能把不超过1天的时间放在公司上。此外，每一个教职员都要申报，参与了哪些公司、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甚至包括收入情况。
制度上，斯坦福大学对科技成果归属也设立“保险墙”。如果科研过程中非偶发性地用到学校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人力等），使用方需要和学校签订协议，知识产权也归校方所有，除非校方放弃所有权。这样就避免了产权纠纷。例如，当年雅虎与谷歌的创始人分别向技术授权办公室提交自己的技术，调查后判定，雅虎开发中利用学校资源只是偶发性的，不需要进行技术许可；而谷歌超过偶发性地利用了校园资源，技术的所有权归校方，需要进行技术许可。
成果转化生态链中，各方的关系要捋顺
事实上，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也经历了由弱到强的过程。在《拜杜法案》由国会通过前，美国高校中政府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所有权归政府所有。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要对这些成果进行商业化应用，需要20多个政府部门批准。繁琐的行政手续导致大量专利闲置。截至1980年，联邦政府虽然持有2.8万件专利，但授权商用的比例低于5%。
1980年，《拜杜法案》由国会通过。根据《拜杜法案》，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其所有权属于高校等受资助单位，将成果转移的工作交由高校负责，从而尽可能地扩大成果转化率。
近些年，中国出台了很多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设计一套清晰的制度规范。比如，知识产权如何归属，收益怎么分配，教学科研和创业如何平衡，如何透明化管理等。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完整的生态链条，要捋顺各方之间的关系。从科技资源分配、科研经费应用机制、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国内高校也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专利管理机构，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服务，对接产业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