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敲开了一家院子的藏式大门，开门的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主人，她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二楼的客厅。女主人名叫白玛拉姆。她们家总共八口人，其中四口人都在从事生态示范区的造树护林工作。
和在藏区任何地方一样，白马拉姆用保温瓶为我们每人倒上一小碗酥油茶，双手端着茶碗，含笑看着客人，送到客人手中，还要看着客人喝完，再给客人添满，双手端着再送，一直到客人表示喝好了才停下。而且还随时观察客人端碗的情况，只要客人手一动，她就马上过来再添茶、送茶。她说，她们家原先是从五十公里以外的加措乡拉亚村迁过来的，现在父亲、弟弟、妹妹还有自己都是护林员。
在藏区采访，我感到最困难的不是克服高原反应，而是与被采访者的语言交流，翻译这根拐杖是根本离不开的。
这次采访活动，我很幸运地遇上了县里的曲桑和珍拉两位年轻人义务做翻译。他们翻译得十分到位，既能直译也能意译。
尽管如此，感觉还是没有直接交流那么畅快，许多思路和问题还是不能连成片，对话过程明显感觉枯燥，很难达到预期效果，难以进入思想和情感的深处。当你把想好的问题告诉翻译，他再用藏语翻译给被采访者时，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语言表述和思维方式的不对称，使被采访者听完后，常常只用最短的语句来回答，显示到采访本上就只有几个字了。遇上女同胞，她们大多更是腼腆不善言辞，干脆用一个羞答答的笑，就算是回答了，着实令人哭笑不得。以至于前面的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影响到后面的问题或被打乱或干脆无法再继续下去。
我也常常忘记被采访者不懂汉语的现实，像对着听得懂的人一样，不顾一切的向他们问了一长串问题，结果呢，被采访者一脸茫然，似乎用微笑反问我“你说的是什么呀？”这个时候，身边的曲桑就会赶紧接过去，把我刚才的话翻译成藏语，对方才点点头表示明白。有的被采访者说些对示范区的溢美之词，曲桑就不好意思直译过来，推给珍拉来翻译。所以采访中的时间大多耗在了两次语言转换的过程上，真可谓“事倍功半”。
她们两人一组，分工明确，一个用手锯将枯干的树枝锯下来，另一个将收集起来的枯树枝抱到路边。 火炎 摄
今年52岁的柳果村村长米玛，1985年在江孜县当兵四年，复员后先回到南木林镇嘎布村担任副村长，2002年迁到柳果村并担任村长直到现在。
他说，“刚迁到这里来的时候，真是被这里的沙尘暴所震撼。每遇沙尘暴，那真是黄沙漫天，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一夜之间房屋门前能堆起20厘米厚的沙土，推开门都费劲。屋子里就不用说了，桌子上都可以画沙画了。记得还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因为要盖新房，就住在空地的帐篷里，有一天，正在干活，突然沙尘暴来了，我们就赶紧往帐篷里跑，结果风沙太大，看不清方向，居然跑到别的村子里去了。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吧？如今有了生态示范区可大不一样了啊，就像丁乡长说的真是‘有风没沙’了。”
事实是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
白玛拉姆用手机把白玛和拉琼都叫到自己家里来和我们一起座谈。
今年32岁的白玛和白马拉姆一样都是同一年从加措乡作为贫困户迁到柳果村的，也同样在2014年加入到护林队的。
与她们不同的是拉琼，她是在拉萨长大的，而且还学过厨艺，在村里开着一个小餐馆。除了拉琼，她们三个都去过拉萨，但都没有出过西藏，她们一直很向往的北京和上海也只在电视里看过。
从左至右：白玛拉姆、拉琼、格桑、白玛。火炎 摄
别以为她们只会做家务活，地里的活做的一点不比男人们差。进了林区，她们两人一组，分工明确，一个将枯干的树枝用手锯三下五除二锯了下来，另一个将收集起来的枯树枝抱到路边。
看她们干活的神态和出力的样子，你会感觉她们是把对今天生活的珍惜和对未来的希望融入了这片树林中，没有敷衍和急躁，就像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里干活一样那么扎实。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采访中，你会觉得她们都很内向木讷，不善言谈，个个腼腆的头都不敢抬，更不敢说话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当她们姐妹们在一起时，个个又说又笑，说个不停，笑个不停。我真的很想知道她们都在说些什么，哪怕就是点生活琐事也好，那才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反映。
有件事我一直纳闷，她们出来植树护林，那孩子谁看管啊？曲桑把我的想法传达给她们，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老人们帮着带呢。
与之前采访的男护林员不同，女护林员的负担更重，她们每个人分管的护林面积其实和男人们一样，但她们还要带孩子，还要做饭做家务。
女护林员们把修剪下来的枯树枝从地里搬去电动三轮车。火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