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怎么看待电影的叫座与叫好间的关系？
马逢国：这是一个老的问题，我讲这个题目讲了几十年了。其实对一个创作者来说，他拍一个电影，首先不管他对市场如何理解，他必然是希望拍一个好片子、好电影的。
什么是好电影呢？叫座是好电影；叫座又叫好也是好电影。我不想把艺术和商业对立，因为对于好片子而言应该是统一的。问题是，要想一个片子又叫好又叫座，要求相对高，这就要考虑如何做到平衡。
有的时候，一些创作人因为投资、环境、市场的原因，需要作出取舍。一些创作者追求又叫好、又叫座，这是理想，但会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拍出来的片子又不叫好、又不叫座。而当创作人没把握同时做到叫好、叫座的时候，到底是先做好哪一样？很多时候，投资者希望保证叫座，创作者希望保证叫好。这两个的优先次序看你怎么摆。当然，你做出选择之后，不一定事情会照预期发生，电影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或许原先以为这个片子不一定卖座，结果市场效果很好。所以这要考验作为投资者或者创作人是怎么取舍。当然，能力强的高手是能同时驾驭好两造，那就是一个很成功的电影制作了。
对我来说，电影由于要去面对市场，在电影院面对观众，最后要受到市场的检阅和考验，它必然是一个商品。我拍一个电影，不期望它卖座，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不能达到，就要看对市场的掌握能力了。所以是统一的关系，看如何平衡好。
记者：在二十年中，您所亲身经历的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大事件是什么？
马逢国：回归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影响很大。对我个人来说，恰恰就在那个当口，决定暂时不搞电影了，而去从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是在1997年部署把我自己创办的电影公司卖掉，因为我当选了临时立法会的议员。为了准备从政之路，我放下电影，这对我往后20年是有很大影响的。往后20年，我是为特区政府服务，当议员、当很多公职。我的感觉是，终于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可以有所作为，去把香港建设好、发展好。
记者：我可不可以理解成，香港回归给您个人也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
马逢国：给我一个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参与社会的机会。以前我是透过工作、电影，去对整个社会发挥一些影响力。后来我感觉到，既然有一个机会可以更直接地参与到社会里面，那就更多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但同时，我也保持通过政治平台、发挥对文化艺术电影的影响力。我离开了前线岗位，转移到另外稍微不同的岗位，比如我当艺术发展局主席，后来又当电影发展局主席，同时又是文化界立法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