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群众结合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赠送其不同的绰号，其实就是一封封等待接收的民意信。对这样的意见，官员自己首先要重视、自省，领导部门更应该及时提醒、反应，不致酿成大错。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了北京门头沟原区长王洪钟的案件警示录。其中提到，他为追求看得见的政绩，大搞拆迁和市政工程，被老百姓鄙之以“王指倒”，称他“指哪儿哪儿倒”。
细数近年来查处的贪官，“王指倒”这类绰号并不鲜见，比如“拆迁大佐”（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六百帝”（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武爷”（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长顺）、“季挖挖”（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
绰号是对某人某些特征的传神表达。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个个有绰号，通过这些绰号，读者能很快地了解这些人物的性格、脾气和特长。绰号的流行是一个接受学的问题，如果一个绰号不够准确、不够传神，自然行之不远。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公认的绰号，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言行是思想的表现。假如沈培平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即使发生一些矛盾，也会依法妥善解决，而不会私自下令出动武警，更不会面对群众说出类似“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的话语。所以，当地群众称之为“拆迁大佐”，既是对其形象的讽刺，也是对其行为的不满。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对于官员来说，绰号是群众对其所作所为的真实舆论反映，是百姓臧否人物的主要载体。绰号有褒有贬，褒扬者如人们称杨善洲为“草帽书记”，称郑培民为“为民书记”，称牛玉儒为“平民书记”，贬抑者则如前述“王指倒”之类。
对于从严治党而言，贬抑的绰号更具有指向意义。一般来说，贬抑的绰号都包含了一个故事，或者说明了一种态度。群众畏其权势、投告无门的时候，只能通过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尽管绰号式的概括不一定全面，也有很强的情绪色彩，但其指向性极为精准，很可能成为一个干部错误言行的“速写”，当然也足以成为线索，让有关部门“顺藤摸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