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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养儿防老”的想法很正常，但父母想在子女身边养老越来越难。
父母为子女付出，也是一种投资，为了防失败，可考虑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对父母养儿防老的想法很难说是“道德绑架”
子女照顾父母，天经地义；父母希望子女在身边的心情，每个人都能理解。然而，张勇让女儿回国为自己养老的想法，不少网友并不赞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养儿防老的观念太过陈腐；让女儿回国为自己养老，是“道德绑架”。
养儿防老确实是传统观念，但它不一定是道德绑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把中西家庭模式总结为中国的“反馈模式”和西方的“接力模式”：
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没有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向下承担责任；而在反馈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
西方之所以能采取接力模式，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而这仍是我国所欠缺的，迫于形势，中国家长更愿意年轻时多为子女出力，让子女获得更好的发展，以便老了也能获得更好的赡养条件。
这意味着中国家庭的“抚养—赡养”关系不仅是受道德和法律保障的社会伦理，还是一种延时的经济利益交换。以张勇为例，他家并不富裕，女儿每年留学约花费30万，张勇夫妇省吃俭用，卖了大房换小房，才凑够女儿留学的费用。自己付出了这么多，要求女儿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虽然有功利性，但不算过分。
张勇翻看女儿儿时的照片
但要女儿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养老，太强人所难
张勇为女儿付出很多，让女儿养老的要求也合情。因此，认为女儿太过自私的人也有不少，但这种观点对女儿来说并不公平。
首先，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方式。根据媒体的报道，虽然张勇的女儿不愿回国，但并没有表示不赡养父母。身在国外的她，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这一义务。
其次，婚恋自由和工作权是现代人的重要权利。张勇不仅对女儿工作、婚恋横加干涉，还以断绝父女关系相要挟，视女儿的权利如无物，眼中只有自己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他女儿坚持立场，只是不愿愚孝，毫无过错。
再次，张勇只希望女儿回国，却不愿意为女儿改变——“让我们老两口去美国生活，现实吗？不现实。我俩根本不具备在美国生活的条件和技能，也生活不习惯”。而不少网友指出，很多随子女出国的父母也不懂语言，这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口口声声爱女儿，却只想让女儿为自己牺牲，恐怕在这位父亲的潜意识中，恐怕还是爱自己更多一些吧。
很多网友对张勇夫妇的要求表示不解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子女身边养老会越来越难。即使是在最讲究孝道的韩国，传统的家族赡养模式也已经崩溃。据《2013年韩国社会动向》调查结果显示，独居老人比重在2010年达到了34.3%，比20年前增加了3倍多。
此外，“长子应该承担起赡养父母责任”的传统观念也在衰退。为父母提供赡养费用的子女中，2002年长子所占比率为24.4%，2012年这一比率锐减到10.6%；不依靠子女帮助独自维持生计的“自我赡养”老年人所占比率，从44.3%上升到了48.5%。
这并不是因为韩国人不再信奉孝道，而是随着经济发展，韩国年轻人纷纷进入大城市，甚至走出国门，大家庭养老模式崩溃。与韩国类似，中国年轻人也在纷纷进入大城市，且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自然更难满足父母在子女身边养老的需求。
父母为了防“崩溃”，可考虑在经济上为自己留条后路
面对女儿的拒绝，张勇很崩溃。除了情感上无法忍受，恐怕还有些投资失败的沮丧——“如果和唯一的女儿失去了来往，这剩下的几十年可怎么过？将来我们老两口老了谁来照顾？”
实际上，类似的感受很多韩国父母早已体会。和中国父母一样，韩国的父母也不惜付出所有：为了上好学校，有父母花光储蓄供孩子上补习学校；为了让孩子们能说流利的英语（对进入大公司至关重要），母亲带孩子到海外生活，家庭常年分居；还有很多父母拿出大笔积蓄，来为孩子买房……却没有对未来的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然而，随着大家庭赡养模式的崩溃，经济不景气（青年失业率上升），父母的全力投入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回报，再加上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建立较晚（1988年建立）、老年人福利较差等因素的影响，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率接近50%（2014年），3倍于平均水平，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最高。
贫困的生活让不少老人选择了自我了断。以2012年的数据为基准，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口81.9名，同样位居OECD国家首位，这直接推高了韩国的整体自杀率。
现在的韩国社会也在反思，一些银行人士开始为工薪阶层提供退休金计划，呼吁父母转变观念，“与其不顾情况对子女教育投资过多，不如成为老后不向子女伸手的父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不再想着把房子一定留给孩子，而是选择以房养老——既能保障自己生活，还能减轻孩子的养老负担。
既然为女子付出是一种投资，那么父母们也应该记得投资需谨慎，韩国父母的“投资观”的转变，值得中国父母借鉴。
一位义工（右）正在试着宽慰今年89岁在首尔独居的老人尹占桃
让老一辈安心养老，还需要全社会“集体孝行”
现在65岁左右的老年人，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走出乡村，只身来到城市，艰苦奋斗的那一代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经济很难有今天的成就，他们理应安享晚年。如果他们中有人退休金不足，政府应适当提高。
也许有人会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提高养老金最终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专题《应考虑给高龄农民工发津贴》曾专门对此做过分析，以给全国高龄农民工发津贴为例，虽然发放总额可能需要上千亿元，但这笔钱不应只看作是负担，还应看做是社会投资——只有当老人手中有了可自由支配的钱时，他们才有能力去购买养老服务。如果这一行业能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而不是依赖政府“派人”，不仅可以提供上百万的就业机会，还能出现更好的养老服务。
让老年人安度晚年，除了国家，也离不开社会组织和企业的支持。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各类企业都非常支持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并力争拿下这一市场——交通企业为老年人打折，鼓励老年人旅行出游；动物园、电影院、博物馆等也提供优惠，方便老年人娱乐；饭店、酒馆也提供优惠，为老年人聚会提供便利……
过去，“老年贫困”“老年破产”“老年崩溃”这类描绘，曾让人们觉得日本老年人非常悲惨。不过，2015年，一家日本银行进行了一项名为“日本老年人生活真实情况”调查，78.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更接近“幸福生活”。可见，有了健全的社保体系，社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足够，老年人安度晚年并非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