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３月７日发表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撰写的题为《寻找下一位德拉吉》的文章。文章说，带领欧元区摆脱危机的现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将在明年11月结束任期，但眼下理想的继任者人选却十分紧缺。

制度设计周全的机构应该可以避免碰到糟糕领导人的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遗憾的是，欧元区的情况不是这样，下一轮高层任命的重要性超出其应有的程度。挑选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接替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行长的人选尤为重要。欧洲领导人很可能会搞砸——而且在不止一个方面搞砸。

他们不妨用一个“反事实观察”来开始推选过程：如果当年任命比德拉吉更为墨守陈规的央行官员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会怎样？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是否会围绕同样的观点和政策凝聚共识？我对此非常怀疑。

德拉吉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他在２０１２年承诺“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场危机的令人称道的举动。当时这一承诺非常重要，但是它从未被写入法律。更重要的是在２０１５年３月开启量化宽松，这甚至比２０１２年创建欧洲稳定机制或２０１４年启动银行业联盟更为关键。

德拉吉曾经对量化宽松的好处持怀疑态度，但当他意识到传统政策工具已经不足以应对欧元区在财政紧缩时期面临的通缩压力时，他改变了主意。若没有政策上的那次转变，欧元区本来很容易解体。

欧元区领导人如今必须找到具有类似的高超悟性、并准备好当事态变化时改变路线的继任者。这样的候选人十分紧缺。德国可能会（但不一定）推选德国央行行长延斯·魏德曼。过去几年，魏德曼投票反对了欧洲央行一切重要决定，其中包括量化宽松。尚不清楚他如何能够在管理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

作为北欧的央行官员，芬兰央行行长埃尔基·利卡宁是一直支持德拉吉的一个特例。但话说回来，鹰派的荷兰央行行长克拉斯·诺特也可能当选。

我也抱有批评者对魏德曼的疑虑，但如果他们过于关注他的个人素质或国籍，那么他们就被误导了。无论欧洲进行什么高层任命，都必须遵循地理、性别和政治的平衡——以及不能连续两次提名同一国籍人士的潜规则。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份棘手问题的清单来遴选候选人。

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如何处理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上２３亿欧元的主权债券？明年该数字会更高。他们想继续持有、减持或清仓、还是将其转化为欧元债券（欧洲央行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这么做）？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是欧元区最接近单一安全资产的事物了。如果没有它，整个体系可能会再度脆弱不堪。任何想卖掉主权债券的候选人都不在我的名单内。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位候选人是否认同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的承诺。这个问题可能没量化宽松那么事关重大，但也举足轻重。欧元区还没有稳健的治理制度。它仍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如果某个成员国违约，候选人是否会保护欧元区？他们是倾向于自动或半自动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像德国那样），还是认同法国的怀疑态度？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可能拒绝回答。但如果发生上述情况，欧洲央行将起到关键作用。

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判断候选人是否清楚了解未来的风险、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未来担任欧洲央行行长时在管理这些风险方面的作用。这比继任者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芬兰人更重要。真正的问题不是魏德曼是否是欧洲央行的可靠人选，而是那些可能贡献人选的国家缺乏合适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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