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创作了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南京不哭》，今年12月，我应邀出席加拿大安大略省举办的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系列活动。我看到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努力让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很感动。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从自我做起，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历史。
为日本人辩护的演讲促我书写真相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我生于广东，40年代末，我随父母迁居台湾，后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最后是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95年4月15日的下午是个重要时刻，指引我从数学、物理研究走向文学创作之路。那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九楼105室旁听了一场讨论会，内容大致是“日本民族在二战为了护卫他们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受伤最重，所受苦难最多”。四个主讲人，三个是美国白人，一个是日本人，我举手抗议却没有得到回应。事后，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广岛事件的长文，由讨论会的一名主讲人执笔，依旧是为日本人辩护。我写了一封信去反驳，过了好几个月才登出来，内容还被大幅删减，只剩下可怜的半页。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感兴趣，发现在海外关于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比较少。我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写一篇，而且要用英文创作。当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有40多年没有从事过数学、物理之外的工作。而这个主题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我今年80岁，亲历了八年中日战争，经历过抗战并且活下来的人会对那段历史有特别的感情。而且我们这代历史亲历者正在慢慢老去，把历史真相讲出来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因此我要把南京大屠杀写出来，告诉西方社会中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过怎样的苦难。这是创作《南京不哭》这本书的原始动力。
和西方读者沟通要从“情”入手
我决定选择小说的形式来承载这个历史背景，因为和西方读者沟通要从情感世界介入，用“情”去沟通，而不是枯燥的数字。“30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而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文学作品对人心灵的震撼会比整篇充满枯燥数字的文章更大。我非常尊重历史，以真实和不戴有色眼镜的方式去描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