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文化方面看,以往制造业注重“现场为主,质量优先”,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利润至上的观念愈发突出,企业为此不惜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让企业文化变了质。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内部等级森严、层级过多,而非扁平化管理。“大企业病”会导致很多基层的一线问题无法反映到最上层,信息上传下达费时费力,容易积小患酿大祸。
从劳动力队伍结构变化上看,大量使用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和派遣人员成为一大问题。20年前,临时工人数在身处制造业第一线的劳动力比例为20%,现在约为80%。临时工的工资通常是正式工的三分之二或一半,而且一旦企业经营状况欠佳,他们往往成为第一批被淘汰者。凡此种种,让他们缺乏归属感,日产公司大量使用无资质人员敷衍出厂检验手续的丑闻最能说明问题。
为安倍敲响警钟
而日企的隐瞒谎报等,则暴露了日本企业管理监督不力、“家丑不外扬”的通病。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陈子雷指出,日本企业不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潜规则。企业缺陷的曝光者往往要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察言观色获得上层默许,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处理“不太严重的问题”,被中低层员工视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企的经营与其说遵循市场模式,还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等各种利益平衡的考虑。家族式管理使它难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迅速做出调整,与全球化时代千变万化的经营格局形成巨大反差。
“‘团块世代’被视为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而如今日本则受到少子老龄化困扰,再加上企业文化、经营管理模式、就业员工结构、用工制度改变等综合因素影响,原本隐藏在光环下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陈子雷解释。
吴寄南认为,日企造假成为一种群体现象,为安倍敲响警钟。“安倍经济学”推行几年来,虽然日本股市创25年新高,日元汇率降低促使出口企业盈利,但一个大问题是,日企不愿把200多万亿日元的内部积累用来直接投资,也不愿提高员工工资。这一定程度上是安倍酿成的恶果——只注重表面经济数据的靓丽,但一些经济的深层指标,如一线正式工人的比重、职业技能训练的投入等则被忽视。这些或许将注定日本制造业转型期的尴尬和“再崛起”的无奈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记者:张全)
